▲ 受薪階級的薪資結構，就好像電力公司的發電結構一樣，有「基載電力」和「補充電力」。（圖／ETtoday資料照）
● 呂曜志／台灣智庫執行長
薪資與勞動報酬的結構與制度性問題，是許多經濟學家與社會學家長期共同關心的議題。在四月一個涼爽的夜晚，我與台灣社會福利學會理事長呂建德教授討論起這個議題，核心圍繞在未來世代的薪資結構，會呈現怎樣的一個樣態，而從制度創新上而言，我們又能有什麼大膽的想像？
首先我跟建德教授分享，我認為受薪階級的薪資結構，就好像電力公司的發電結構一樣，有所謂「基載電力」，也有所謂「補充電力」。一個人的正職工作，就好像基載電力一樣，它的功能是需要在固定的時間段之內，提供穩定的收入現金流，而且這個單位時間的現金流幅度（如月薪），能夠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成長。
另外一方面，薪資結構裡面的非正職收入，也變得越來越重要，但它的功能在於，一旦支出面有需要，我們可以配置自己正職工作以外的部分時間，在一種穩定而低風險的條件下，以時間換取固定比例的收入，扮演類似「補充電力」的功能，避免收支呈現赤字。
提高正職工作薪資增加的方式
▲ 如何創造讓正職工作薪資逐年上升，或提高正職單位時間轉換薪資效率的環境？（圖／記者李毓康攝）
掌握這樣基本的架構，我們可以進一步來設定幾個想像。首先是如何創造讓正職工作薪資逐年上升，或提高正職單位時間轉換薪資效率的環境，政府與企業的角色又是什麼？
首先從政府的角色，我認為有以下幾種方式：
1.每年依據合理的公式，調高法定最低工資（蔡英文政府已取得重大成就）。
2.以產業政策協助企業創新轉型與國際化，打破既定價格帶以提高勞動報酬。
而從企業的角色，我認為也有幾種方式可以考慮：
1.以績效作為薪酬基準，同時讓工時更為彈性。
2.把獎金等非經常性薪資的發放時間縮短，促進每月薪酬的平滑化。
▲ 受雇者在更有效率的時間配置下，就可以取得穩定且逐漸成長的正職收入。（圖／視覺中國CFP）
一旦受雇者在更有效率的時間配置下，就可以取得穩定且逐漸成長的正職收入，則正職工作以外的時間也會變得更加彈性，使得受雇者可以在不顯著犧牲生活品質的條件下，視支出需要或自我興趣與實現的需要，運用時間或第二專長，從事部分工時，專案性，或類似YouTuber等運用知識與創意所換取的補充收入，這可能是未來世代所想要的薪資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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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府協助提供工作年齡區間內（24歲至65歲）的無條件基本收入補助
在這些討論之外，我向呂建德教授也提到另外一個比較有爭議的制度創新想像，那就是由政府協助提供工作年齡區間內（24歲至65歲）的無條件基本收入補助。之所以有爭議，是因為這勢必會提高政府相當大的財政負擔，但如果暫時把它歸類為財政技術性可解決的議題下，多出來這個政府所提供的無條件基本收入補助，究竟有什麼好處？就奈許談判理論而言，這個政策工具可能會產生以下幾種影響。
1.提高受雇者願意接受某個正職工作的薪資門檻，因為無條件基本收入補助墊高了受雇者的外部選擇權（Outside Option）。
2.降低受雇者在工作轉換間的轉換成本與摩擦成本（假設原有法定的工作轉換救濟制度，例如失業給付均有維持）。
這種制度的社會實驗結果，可能會使得工會功能相對較弱的台灣，一樣能夠促使受雇者爭取到更有力的薪酬條件與彈性工時，有了這層基本保障，也可能讓受雇者更自由的在職涯的不同階段，選擇正職工作與部分工時工作之間的型態與時間配比。
▲ 一個理想化的圖像，有助於我們了解現實生活中的複雜性，以及限制條件下還能夠優化的程度。（圖／ETtoday資料照）
呂建德教授針對我的見解，雖沒有堅決反對，但也認為這是一項不得不謹慎的制度創新，但他提到德國綠黨與自由民主黨也都曾經提過類似的見解，差別僅在於額度與財源的相關設計。
我認為雖然上面的想法有些理想化，但一個理想化的圖像，也有助於我們了解現實生活中的複雜性，以及限制條件下還能夠優化的程度。然而我們共同認為，政策就是要讓人民有更多選擇的自由，一個人如果能夠有更多的自由選擇在正職與第二專長上的時間與收入配置，而不是每個人都得去擠高科技業，那麼相信這個社會會更包容與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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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一個人如果能夠有更多的自由選擇在正職與第二專長上的時間與收入配置，而不是每個人都得去擠高科技業，那麼相信這個社會會更包容與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