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欽
前年，因塑化劑風暴所引發的食品安全疑慮，消費會替561名消費者向33家廠商求償25億的賠償金，第一審僅判賠120萬，致引起社會譁然。而須深究的是，法院無為重判，到底是不能、還是不為？
原本依照民法第184條第1項，欲請求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須證明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權利，始足以當之。只是所謂故意或過失，乃存在於人之內心，如何證明，實有困難，尤其若造成侵害者為大型企業體，關於此主觀要素，恐更難為認定。為了消除此等困境並保護弱勢的消費者，《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即規定，只要從事生產、製造商品之企業經營者，對於其所提供之商品，負有確保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的義務，若因此造成損害，即便無過失，亦僅能由法院裁量是否減輕其賠償責任，此即為商品製造與企業經營者的無過失責任。
另類似塑化劑所引起食品傷害的場合，由於被害者眾多，若個別向廠商為訴訟，不僅曠日廢時，更會陷入小蝦米對大鯨魚的求償困境。為了解決此問題，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第1項，才沿襲德國法制規定有，因同一原因所造成的消費者被害，若有超過二十人者，就得將其訴訟權限移轉給消費者保護團體，既可調整消費者與企業體的地位差，更可消除消費大眾不願進入訴訟的障礙。
惟就算現行消保法，已對消費大眾採取一定的訴訟保障，在塑化劑風暴裡，亦由消基會替消費者對廠商提起團體訴訟，但由於民事訴訟乃採取所謂處分權主義，就證據調查而言，乃須由當事人為舉證，法院原則上不能為職權調查。也因此，就原告而言，雖因消保法採無過失責任，致無庸舉證企業經營者有無過失，卻仍須為因果關係之證明。而由於法庭上的證明，不能基於一種臆測，故即便塑化劑不得成為食品添加物乃為常識，但是否會因此造成身體的損害及受害程度為何，仍須受醫學專業的檢驗。故若原告方無法提出確切的醫學報告為證明，法院基於中立第三者的角色，自無從判定此等的因果關係存在，致暴露出「舉證所在、敗訴所在」的窘境。
故此次塑化劑訴訟判賠金額的極大落差，乃因民事訴訟的審判結構使然，指責法官的不是，似有不妥。只是在塑化劑風暴裡，企業體為了節省成本，而購買較為便宜的起雲劑，早已違反法律所課予的義務，若動輒以不知情、不知道，而將責任全推給上游製造者，要非不解法律，即屬卸責之詞。所以，在面對消費者與企業體的消費訴訟時，為了防止兩者地位差所造成的武器不平等，民事法院實不應死守處分主義的窠臼，而應依《民事訴訟法》第199條第2項的規定，曉諭弱勢的一方為陳述或聲明證據，甚至依職權送請醫學鑑定，而非僅以被告所引用的官網資料為輕判之依。若此案真以輕判為終，而這些企業者在賺取暴利之餘，又向上游廠商求取鉅額的賠償勝訴，則消保法在保護消費者的目的，就已完全喪失。
●作者吳景欽，博，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投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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