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宏福苑大火。（圖／路透社）
●湯名暉／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現為東協經濟貿易文化發展協會研究員
2025年11月底，香港與臺灣先後發生兩起重大公共危機事件，香港新界大埔宏福苑發生五級大火，造成逾150人喪生，成為香港近80年來最嚴重的火災；臺灣的新北市淡水區則因「淡北道路」工程鑽破自來水管，導致約6.2萬戶居民連日停水。
這兩起看似獨立的人禍，其背後均折射出在後殖民威權社會的基礎設施治理問題。制度設計與管理遺留的殖民性，使得災害產生、擴大與事後處理都帶有特定的治理模式與權力關係。
嚴重傷亡 暴露香港基礎設施治理的結構性問題
2025年11月26日，香港大埔大型住宅屋苑宏福苑正在進行外牆翻新工程，滿佈建築物外立面的竹製鷹架與綠色防護網突然起火，火勢在強風下迅速蔓延。這場大火持續燒了將近三天才受控，造成至少146人罹難，為香港百年來最慘烈的火災。
如此嚴重的傷亡暴露香港基礎設施治理中的結構性問題。宏福苑屬於居屋（政府資助的售房屋苑），建於數十年前；其建築老化和維修工程本應受到嚴格監管。
然而，調查發現維修承包商為節省成本，偷偷摻用了不符合阻燃標準的劣質鷹架圍網材料，以次充好。再加上維修時遮蔽窗戶的發泡膠板易燃，導致火勢從外牆迅速垂直蔓延，全屋苑在短時間內陷入熊熊烈火。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建築業監管體系，在中國收回香港後逐漸失靈，技術標準雖有規定，但行政監管與執行明顯失能。承包商甚至利用制度漏洞，在不顯眼處使用劣質圍網以逃避平日檢查，顯示監管機關日常巡查的不足。
事發後，學生與市民自發組成「宏福苑火災關注組」，發起網路連署要求獨立調查，包括追究監管失職的官員責任等四大訴求。香港警方國安處隨即以煽動罪名逮捕發起學生，雖然其後將其釋放。
港府對民間追究問責行動的打壓，凸顯威權治理的延續，寧可「祭旗」式地將責任歸咎幾名基層承包商，以平息輿論，也不願開放空間讓公眾質疑制度性問題，拒絕反思殖民時期遺留的官僚技術體系與問責機制缺失。
淡水停水揭示體制問題 「頭痛醫頭」使得制度性缺陷再次重演
僅在宏福苑大火發生的隔日（11月27日），新北市也出現因基礎設施工程疏失導致的大規模事故。新北市政府推動延宕多年的「淡北道路」建設工程，在進行主線高架橋基樁鑽掘作業時，施工廠商不慎鑽破了地下主要自來水管線。
自11月28日凌晨起，淡水區自來水壓力驟降，中午過後全面停水。此次停水影響範圍涵蓋淡水區16個里，約6.2萬戶居民用水中斷，持續時間長達近80小時。期間將近三天時間不見市政府有積極動作，一周後又發生台電挖斷水管。
此事件同樣相似的殖民性治理問題：首先，工程施工單位明顯缺乏對地下管線資料的掌握與風險預判，顯示技術管理與行政規劃間的資訊斷裂。淡北道路規劃爭議二十餘年，終於在地方政府主導下開工，但施工流程中卻未能有效協調道路工程與自來水管線單位，工程技術人員與市政行政部門各自為政、缺乏統合。
在事後處理上，除了懲處現場施工包商與經費補償外，整起事件所揭示的體制問題，如重大工程開工前的管線整合規劃不足、監督施工安全的機制不完善，卻未見有深入檢討改革的具體方案。這種「頭痛醫頭」的處理方式，使得制度性缺陷可能在下一次災難中重演。
淡北道路事件發生於臺灣民主化三十多年後，但其中行政官僚主導、強勢推動建設的模式，與威權時期的發展主義遺緒一脈相承；同時工程採取公開招標制，往往強調最低標節省經費，在監理不周下容易出現施工單位草率行事、將風險轉嫁基層的情況，與殖民地的權力結構並無二致。
▼自11月28日凌晨起，淡水區自來水壓力驟降，中午過後全面停水。此次停水影響範圍涵蓋淡水區16個里，約6.2萬戶居民用水中斷，持續時間長達近80小時。（圖／記者鄭遠龍攝）
綜觀上述兩個案例 看到殖民性基礎設施治理的幾個特徵
其一，技術官僚體制的慣性，無論是香港的房屋維修監管，或是新北市的公共工程管線協調，都存在行政管理部門與技術執行部門各自為政的現象，源自殖民式的威權，強調由專業技術官僚代替民主監督進行治理的傳統。
其二，公共服務的外包與市場化，不論是香港政府將公共屋邨維修承包給私營公司，還是新北市政府以招標方式將道路施工交由廠商，政府再將基層執行責任轉移出去，降低直接管理成本，卻也模糊責任歸屬，滋生監管漏洞。
殖民式政府往往偏好利用中介團體或承包制來管理基層事務，當監督不力時，委外就成為推卸責任的管道。
其三，工程導向的發展迷思，殖民地時期和威權現代化時期都將大型基礎設施建設視為政績與現代化象徵，強調速度與成本效益。在這種「工程標案文化」下，往往重建設輕維護，重形式輕安全；香港宏福苑的大維修捲入3.3億港元的工程糾紛，淡北道路則歷經27年爭議才推動。
香港和新北市政府的基礎設施的治理明顯偏離以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為核心的初衷，而帶有權力炫耀和控制的色彩。
上述案例所揭示的現象，可從治理性（governmentality）與生命政治（biopolitics）概念出發，我們可以理解政府如何透過基礎設施來管理、調節人口生命和社會風險。傅柯指出，現代國家透過一系列技術和知識來塑造對人口的治理術。
在香港與淡水的案例中，政府部門對消防安全、水務供給等基礎設施的規管，正是國家實現對於生命安全、城市秩序之治理的手段。然而，殖民性治理遺緒導致這些手段失靈，政府未能有效保障民眾生命安全，反而在災難中呈現「讓人民暴露於風險」的狀態，這可視為一種扭曲的生命政治：國家本應保護生命，卻因治理技術運作的偏差而放任生命受威脅。
政府透過法規和標準來對基礎設施進行常態化管理，這是治理性的體現；但另一方面，在事件中我們看到政府對異常狀況的處置，像是災後的安置補償、追究責任方式，往往轉為規訓的手段，甚至涉及鎮壓批評聲音，體現出權力對生命的選擇性對待。例如：香港當局寧可壓制要求獨立調查的呼聲，也不願直面體制改革的要求，反映出政府在維護統治秩序與保障民眾安全間的失衡。
殖民統治者也常透過現代基礎設施，例如：鐵路、灌溉、水壩等，來重組社會權力結構，將技術與統治結合為一。基礎設施不僅是中立的物質建設，更是塑造政治秩序與專業權威的舞臺。
在香港，英殖民政府長期以來採取「行政吸納政治」的統治術，即由專業官僚體系透過行政管理來消解政治參與，而基礎設施的規劃與管理權掌握在專業工程師和官員手中，成為權力技術的一部分。宏福苑維修案中，大型維修工程招標與執行，其實隱含著龐大的利益分配與技術權威的展演。
「一國兩制」的屋宇設備署、建築署等技術部門，以專業知識自我授權，在制度上享有高度自主，卻可能缺乏民主監督，這構成技術官僚權力。同樣地，在臺灣，威權時期的國家機器偏重由技術專家主導經濟發展和重大工程，「讓專業的來」的思維使工程決策遠離公共參與。當承載這些網絡的制度具有殖民遺緒時，權力技術就可能失靈或服務於統治利益而非公共利益。
殖民統治與威權發展時期遺留下來的治理架構，在全球化與民主化的外衣下部分延續，專業官僚體系的閉鎖、公共服務的市場化外包、決策機制的自上而下，以及政治問責機制的失靈。這些問題在常態時期可能隱而不顯，卻在非常態的災難情境中被放大，香港與新北市的居民仍生活在殖民遺緒的威權體制之下。
如今的香港和台灣同樣面臨著外溢的威權陰影，這次發生停水的新北市淡水區，又乘載著台灣最多的香港新住民。香港宏福苑大火與淡水淡北道路停水這兩起事件，雖然發生在不同社會脈絡，表面原因各異，但是它們共享深層的問題：殖民性基礎設施治理模式所導致的制度性脆弱，造就千里之遙的兩地同處水深火熱。
▼香港宏福苑致命火災後景象。（圖／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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