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欽
高雄大寮監獄發生台灣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監獄劫持人質事件，並以受刑人飲彈自盡血腥落幕。而從挾持者對外聲明，提到司法、處遇與減刑不公等等，或為犯罪者的矯飾之詞，但其中提到三振法案的問題，卻不得不讓人思考，重刑政策所帶來的效果，到底是在減少犯罪，還是增加社會成本？
於2005年刑法修正時，為了解決監獄擁擠及為廢除死刑做準備的雙重考量下，即採取所謂「輕罪轉向、重罪重罰」的寬嚴並進之兩極化政策。尤其在我國受刑人口中，被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者竟有超過四成的比例，如此的輕刑，實不適於機構化處遇，卻是造成監獄超收嚴重的主因。則於修法之後，面對犯輕罪者，檢察官、法官就可以緩起訴、緩刑、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等為轉向處遇，致讓監獄資源集中於最難矯治的重刑犯與累犯之教化工作。如此的兩極化政策，能同時解決監獄擁擠與再社會化的問題，看似為兩全其美之計，只是法律的現實面，往往與應然面有很大的落差。
由於檢察官為緩起訴，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1第1項，必須是法定刑三年以下之犯罪，法官判以緩刑，依據刑法第74條第1項，也須是宣告刑在二年以下者，而皆有一定的案件限制。同時，欲為此等處分或判決，也以被告認罪為前提，還得再考量公共利益、再犯可能性，以及緩起訴或緩刑期間該如何管束，甚至是輿論壓力等等。凡此複雜因素，致使得對輕罪的轉向處遇，並無如預期般被大量運用，監獄擁擠的狀況自也未因此抒解。
更值關注的是，針對重罪重罰的處遇，卻已完全浮現其弊端。因在修法當時，為貫徹一罪一罰的重刑政策，不僅刪除牽連犯、連續犯與常業犯，數罪併罰的有期徒刑上限，亦從二十年提高到三十年。同時，無期徒刑的假釋門檻，也從十五年大幅提升至二十五年，甚且若犯最輕本刑五年以上之累犯，於出獄後，在五年內再犯五年以上重罪者，亦參酌美國三振法案的精神，否定其假釋之權利，致會出現比判無期徒刑者關更久的狀況。如此的處遇方式，或能解釋為，既然教化已窮，就只能為拘禁與隔離以免危害社會。但問題是，在出獄可能無望下，不僅帶來監獄管理的極大壓力，更得面臨這些重刑犯或累犯，必須長期待在監獄，甚至老死獄中的棘手問題，致使已經千瘡百孔的機構化處遇機制，更為雪上加霜。
嚴刑峻法，或能產生一時的嚇阻效果，但絕非解決犯罪問題的良方，就如德國刑事政策大師李斯特所言：「只有最好的社會政策、才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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