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教士Harold Henke所留下的珍貴照片。（圖／Youtube，以下皆同）
文／蘇德冰
4年前，賀威瑋(Joseph Ho)在加州聖地牙哥的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時，有一位老人走進來詢問如何將自己的卷軸、鼻煙壺以及來自中國的藝術品捐贈給博物館。
他把那位老人引見給博物館總監，也從旁聆聽老人講述自己1934年生於中國的一個美國醫學傳教士家庭的故事。賀威瑋很感興趣，因為他當時正在寫關於西方記者在戰爭時期中國的論文，他詢問老人是否有圖片。那位老人回答：「我有不少，如果你想看，歡迎到訪。」
▲台裔博士生賀威瑋(Joseph Ho)意外找到一批二戰過後，在中國的外籍傳教士的珍貴照片。
賀威瑋很驚喜地發現了200多張圖片及一些影片，這些影像呈現了新中國成立之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為那段歷史提供了獨特的視覺。
之後，那位老人將賀威瑋介紹給另外兩個同為醫學傳教士的家庭認識。最後他收集了2,000張圖片，大部分為彩色，以及1920至1950年早期，總共3小時16mm膠捲的影片。
賀威瑋，這位就讀密西根大學歷史系的博士生說：「最讓人印象深刻是1930年代至40年代在中國的美國家庭圖片。傳教士一邊工作一邊撫養家庭，所以你能看到生活與工作混合的照片。」
▲在中國的外籍傳教士留下的照片。
而影片展示了傳教士在北京打雪仗，給病人拔牙、檢查眼睛，以及醫治有腫瘤的病人；中國喧囂的市集、賣油條的小販等。或許最獨特的片段是1949年，一大群基督徒，包括中國人與西方人，在北京天壇進行復活節慶祝活動。而這種景象，在當今的中國式不大可能出現的。
這些材料成為賀威瑋在密大的博士論文題目，他打算把影像、美國文化與在中國的基督教聯繫起來。
密大歷史系的副教授Par Cassel表示賀威瑋所發現的收藏，其獨特性在於彩色圖片數量之大、拍攝時間及地點均有完整紀錄。如果缺乏拍攝的明細，在學術上將是很大的損失。「將這些圖片影像電子化並向公眾開放會引來全世界的關注。」Par Cassel說。
大多數學者關注外交家、外國商人及其他人所拍攝的圖片，很少關注傳教士所攝影的照片，因為許多人認為傳教士的視角具有傳教及展示西方霸權主義的意味，不過這種態度在中國逐漸轉變，許多專家稱：在中國的基督徒比共產黨員多。
傳教士深入人民的生活，到達許多旅遊者不會涉及的偏遠山區，而許多傳教士會說很好的中文。「他們在去中國之前，以及在中國期間都有很好的中文培訓。他們真正地與當地人居住在一起，所以他們有非常好的在地視角。賀威瑋補充，「在今日的中國，很多人考察傳教士在中國國內及幫助建設現代化專案的影響。他們除了建立教堂及學校，還對建設醫院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中國的外籍傳教士留下的照片。照片可見西方臉孔的孩童與中國人互動的樣貌。
因為戰事，傳教士很多時候中止了拍攝紀錄。其中一個傳教士Dr. Ralph C. Lewis，被關在山東的一個日本囚犯營中，他給1924年奧運冠軍李愛銳（Eric Liddell）治療，李艾瑞是第五十四屆奧斯卡最佳影片－－《烈火戰車》的主人公原型。
在國共內戰的幾個月前，傳教士們也因故停止了拍照。賀威瑋表示他們可能顧慮到人身安全，或是沒有多餘的膠片，又或在離開中國的時候，影像被充公或丟失了。
共產黨奪權後，一些醫學傳教士被要求放棄傳教，賀威瑋說：「在我所收集的圖片裡面，有張圖片的主人公就從窗臺被扔出去。人們說他是自殺的，但是其他傳教士認為他是被殺害的，因為他不願意與共產黨合作。有些醫護人員隨後到國營醫院工作。從傳教士開辦的醫院過渡到國營醫院，他們都適應得不錯。」
賀威瑋所遇見的那位老人是Dr. Richard Henke，已退休的病理專家，現居加州。他提到已經去世的父親Harold，「我父親是個很開明的人，如果知道這些圖片在家中或者在機構有任何的用處，他都會很高興的。」
Richard Henke的父親在離開中國前，所紀錄的最後影像是天安門城樓上掛著毛澤東與朱德的畫像。當時正值新舊中國的過渡期，從影片看來當時非常安靜，驢車與人力車在廣場來來往往。
●蘇德冰，美國密西根州，密西根大學新聞中心新媒體部編輯。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聲音與討論，來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
▼影片取自YouTube，如遭刪除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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