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坑殺政府基金，謝青良辯「操作失誤」。
吳景欽
藉代操政府基金，涉嫌內線交易的前安泰投信副總謝青良，雖已遭檢方約談，卻僅以二百萬元交保，如此的作為，實讓人不敢恭維。
代操政府基金所能掌握的資金，絕對足以影響整個股票市場的漲跌，若圖謀炒作，所侵害者不僅為整體的金融秩序，更損及全民的血汗錢。惟能為此類犯行者，不僅具有財金專業，更在社會上具有一定的地位，且往往具有多數人共同違犯的結構性特色，犯罪者也因此會利用組織與地位優勢而來為集體的掩飾，致難以被發覺。而由於金融犯罪，不爆發則已，一旦爆發，即可能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失，也因此，主管機關於事前的監督與預警機制，即成為最重要的工作。
惟觀盈正案，身為主管的金管會與相關機關，未能防範於先，已有所失，案發之後，甚至試圖為私了，要非立委與輿論的指責，此事件恐因此石沈大海，如此消極的態度，即便無包庇之心，也難辭監督怠惰之責。更糟的是，此事件早在2010年就已爆發，即便疑似洗錢的資金已遭凍結，但檢調機關卻至現今，才開始為偵查，到底能掌握多少證據，能查到多少共犯，甚至是政府高層的包庇或介入等，實讓人感到費解與懷疑。更可議的是，面對行為人坐擁上億豪宅與龐大的不明財產，卻僅以二百萬交保，如此低的保釋金，不僅與其財力不相稱，更難確保其將來能安然就審。
而從此案也暴露出現行刑罰，在面對金融犯罪時的處罰困境。因此類犯行，往往是由企業負責人或底下從業者，利用企業組織體來為不法，所以對於處罰的對象，若僅止於從事行為的自然人，似忽略了企業體所該負的責任。只是若欲對企業體為處罰，馬上面臨該如何處罰的疑義。因傳統的刑法架構，並不認為法人可為犯罪主體，即便認為法人可為犯罪，恐也只能以罰金刑為對待，惟基於罪刑明確性原則，關於罰金刑必須有上限，而因金融犯罪的不法所得，動輒上千萬、甚至上億，若罰金刑的上限過低，恐也無法有效嚇阻犯罪。
依此而論，現行對金融犯罪的刑罰制裁，即應全面改採兩罰制，除對從事不法行為的自然人為處罰外，對於其背後所屬的法人，也應以罰金刑為對待。而關於罰金刑的上限，宜配合時代變遷，全面調整至上億元以上。同時，法官在面對所得利益超過罰金最多額時，亦應適時運用刑法第58條為酌量加重，以避免不法利得的產生。
所以，從盈正案的發展過程來看，正顯露出我國現行對金融犯罪的刑事政策，完全處於一種輕忽與縱容的態度。
●作者吳景欽，博，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投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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