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譯哥趙怡翔。（圖／記者陶本和攝）
●沈榮欽／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
當趙怡翔赴美任職的爭議進入到討論他的月薪時，這場辯論已經終結了。
在臉書或者是PTT上，許多自稱為魯蛇的年輕人，見到他每月20萬元的月薪時，立刻會拿來與22Ｋ或是自身的薪水比較，嫉妒之心在認知系統上立刻佔據優勢地位，對資格與能力的討論退居次要，想像中的理性辯論已經不可得，論辯註定是徒勞無功的。吳音寧如此，趙怡翔也是如此。
台灣青年的「相對剝奪感」
如果我的觀察沒有錯，這種現象在台灣青年中相當普遍，甚至稱為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也不為過，鄉民既沒有能力，注意力也不會放在討論某個位置合適的月薪，而是追問：「趙怡翔憑什麼？」所謂憑什麼必然需要一個比較標準，如果這時鄉民的標準是自己或是台灣的平均薪資，更是一種令人難堪的嫉妒。
就在趙怡翔新聞成為焦點的同時，加拿大多倫多也在討論為什麼三分之二的警察並不住在城市內，多數人認為這有違社區安全，因為保護治安的人並不與當地社區民眾一起生活，無論是熟悉或是熱愛均有可能打折，也有人提及警察平均九萬元加幣的年薪，是否足以讓警察一家舒服地住在市區內，九萬元年薪其實是比加拿大人的平均薪資高，但是人們很清楚知道有比這個更重要的問題，而不會如韓粉一提到白冰冰的代言，就反駁她是義務幫忙，CP值比五月天更高。後一句話當然是錯誤的，觀光局長潘恆旭對高雄造成的傷害，恐怕超過他年薪的百倍。
「嫉妒的力量」
但是其中還有更為嚴重的問題。
讓我從目前在澳洲的香港學者Vai-Lam Mui 的研究說起。他曾經在Akerlof 和Williamson 的指導下，做過一個關於嫉妒的研究。如同無數的小說與電影刻畫般，嫉妒當然是人類行為的一個強大的動力，它深刻地影響人類的社會行為，例如對於稅法的安排，或是令人關注自己的地位時，會傾向採取更為冒險的行為。
有時嫉妒會使得人們更加勤奮工作，有時卻會使人避免強出頭，端視所處的環境而定。例如在一個獎勵績效的社會，「有為者亦若是」的人會更加努力工作與創新；但是在一個普遍嫉妒他人高薪而要求拉下平均的社會，人們的表現也會趨向平庸。再比如Mui的模型認為，儘管報復有害，但是一定量的嫉妒，卻可能有助於創新，只要該社會認為如此創新有助改善個人的地位。
時間已經很晚，不容我細說其中的機制與各種情形，但是台灣青年的嫉妒文化，無疑是屬於破壞創新類的文化，在目前停滯的情況下，如果令這種嫉妒文化蔓延，恐將反噬自身，使得原本低薪的環境更不容易被打破，經濟結構也更加不易轉型。
趙怡翔從我所任教的大學畢業，我很高興我們學校能夠有這樣優秀的年輕人。我不確定他是否是赴美的合適人選，但是台灣青年的確透露出令人擔憂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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