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立委每質詢，與官員說話的方式似乎只有「叫罵」和「判決」兩種，立法院的朝野攻防，總要陷入蠻橫拉扯。（圖／記者黃克翔攝）
●周天瑋／專欄作家，美國金融與國際投資律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法學博士，曾擔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和復旦大學法學院訪問教授，著作有《法治理想國：蘇格拉底與孟子的虛擬對話》，在中西哲學與東西方比較課題別有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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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個含蓄而謙和的台灣幸福社會，怎麼民主政治是這個樣子地不像台灣？
或曰，第一，台灣人太好，縱容了這樣的政治。
第二，台灣人太好，所以唯一的出氣口便是政治。
有人告訴我，為什麼上海男性如此溫順？因為上海女人跋扈。又說，為什麼日本、韓國男性如此跋扈？因為日本、韓國女人溫順。
這兩句話似乎符合辯證法和矛盾律。
也許台灣人可以選擇不要再自我壓抑、曲意承歡做好人，日常改用比較清和、平等而坦率一些的語言待人處事，重點是做好「對話」，而不是光講究感覺與禮節，模模糊糊地不明所以。
講究感覺與禮節固然很好，但是光是靠感覺與禮節並不解決實際必須解決的問題。所以一旦在需要解決實際問題的時候，那要採用什麼語言呢？你上山下海四處遍尋寶島各角落，大家都缺乏經驗和培訓，所以，很不幸地台灣某些場合的語言會走到極端。
時至今日，台北在一般情況下交談，猶有「以下對上」的餘風，像個綿羊，唯唯諾諾，並無有效溝通。可一旦進入涉及原則性問題的特殊情況，原本溫和的人可能便提高音量，加重語氣，矯枉過正，甚至於冒出「叫罵」和「判決」，像個老虎，專講霸氣。「平等對話」式的談話，有，不多，主要是買賣關係平起平坐的經商領域，因為這個層次的商業活動不得不務實，所以成為平等交流方式的先進部門。
「太陽花運動」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運動沒有發生之前，整個社會像群綿羊，運動一旦發生，學生與社會立刻變臉成了老虎，一時之間行政部門和立法院雙雙弱化成為羊咩咩。回顧檢討起來，太陽花泰半是「民霸」，不是民主。行政部門依法行事，反遭大批判。司法單位刻意妙解法律，為違法者開脫，其實是另一種綿羊思考，不利於社會理性對話。
如果比較一下立法院的質詢和美國國會舉行的聽證會，會發現彼此差異不可以道里計。台灣和美國兩個搞的都是總統制民主，立法部門的職責所在必須對行政部門進行權力制衡，可台灣立法委員每質詢，與官員說話的方式似乎只有「叫罵」和「判決」兩種，立法院的朝野攻防，總要陷入蠻橫拉扯。
而美國國會聽證品質不同，其語言，表彰和讚賞有之，責難與批評常見，程度上高比例地是議員在與官員做「平等對話」，情緒相對合理而不過激。其原因，首先來自於國民性，其次對於過激行為，國會的遊戲規則始終存在著歷史傳統、組織結構和法律司法三重制約。
當然美國體制別有疑難雜症，後民主時代已經陷於失能魔咒，法律司法超負荷。對於華盛頓的三權分立，我基於觀察分析，提出過「九龍治水」理論。 「九龍治水」後來逐漸演變為「九龍渾水」，再淪落為今天「沼澤九龍鬥」的慘劇。那好像是科幻小說，不是這篇文字的主題。
台灣民主是否還有希望，可以從國民性做起。請不要再整天先是像綿羊一樣那麼溫柔謙遜、容忍過度，繼而一看電視，突然風雲丕變，山上竄出幾隻虎豹。叫罵、拉扯、撕裂、判決。
學術上有過論證，語言模式影響思維方式，思維方式影響人際社會再影響到政治文化。台灣每一個人要多用平等對話式語言，做務實溝通，形成真正的民主文化。對等則自然傳達有效交流，台灣的政治才會逐漸理性起來。如果台灣再能夠協同拔舉賢能，充實法治，大政品質便能提高，民主社會或許便傲視全球。
綿羊、老虎和封建遺緒，都不利於民主，要愈少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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