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勞基法，要求所有的公司都把員工當成工廠的作業員看待，按時計酬。（圖／pixabay）
●林宜敬／台灣大學資訊工程系畢業，美國布朗大學電腦科學博士。2002 年創辦艾爾科技公司，推出專業的聽力及口說訓練軟體 MyET，現擔任執行長。
過去六個月裡，我花了很多的時間在重寫改善我們公司的一個核心程式。但就在上個禮拜，我卻發覺我新寫的程式有一個 “Memory Leak” 的問題，也就是說，我的程式執行的越久，使用的記憶體越大，效能越差，甚至還可能會當機。而我花了許多的時間，卻一直找不出問題在哪裡。
恰逢星期六，又是颱風天。但是我仍然放心不下那個程式，所以下午又一個人跑到辦公室裡去找問題。我一邊上臉書，一邊聽滾石合唱團跟披頭四的音樂，一邊寫程式做實驗。而當我的思緒被卡住的時候，就跑去整理公司的兩個水族箱。
但我仍然找不到那個問題。一直等到 George Harrison 開始唱 "My Sweet Lord" （我親愛的上帝）的時候，我終於領悟到，應該是上帝要我休息了。所以我就將有問題的程式列印出來，鎖上公司的大門回家了。
臨睡前，我躺在床上，又把那段列印出來的程式拿出來看，結果居然很快的就找到問題。而今天一早我跑到公司裡，把那一行有問題的程式修改掉，果然很順利的就把那個 “Memory Leak" 的惱人問題排除掉了。我非常的興奮，興奮到在空曠的辦公室裡大吼。
我所說的狀況，不過是一個軟體工程師的日常。但是在許多台灣政界人士跟鄉民的眼裡，我是一個被公司壓榨的工程師。
我在颱風天上班，我在週末上班，我把我的工作帶回家做，我沒有計算公時，也沒有打卡。不過，倒是沒有人會要我去舉報我的老闆，因為我就是老闆。而現在在台灣，只有老闆才能自行決定上班的時間。
台灣的政治人物總是說，台灣的產業要升級、要轉型、要發揮創意、要做高價值的軟體產業。但是在政策上卻反其道而行，一部勞基法，要求所有的公司都把員工當成工廠的作業員看待，按時計酬。
像軟體這種靠腦力的產業，每個員工的能力差距很大，工作的習慣也很不一樣。一個每天工作12小時的程式設計師，產出未必比一個每天工作6個小時的程式設計師大，所設計出來的程式也不見得比較好。
反之亦然。
有些程式設計師喜歡在公司裡專心工作，做完就下班，因此他們上班的時數不多；有些工程師喜歡一邊工作一邊玩，並藉此激發出自己的創意，因此他們上班的時數多，產出也多；但是也有一些工程師一邊工作一邊玩，卻從來都沒有什麼創意，因此他們上班的時數多，產出卻沒有比較多。
也就是說，計算員工的工時，對一家靠腦力與創意來賺錢的公司來說，根本是沒有意義的。
一個工作環境友善而重視創意的公司，並不會去管員工在公司在公司裡做什麼。員工寫程式也好、上網也好、靜坐冥想也好、聊天喝咖啡也好、玩樂器唱歌也好，只要一個員工能發揮創意，做出好的產品，就是好員工。
而如果員工的思緒被卡住了，想去公園裡走走，或是去打場球，或是去大賣場裡逛逛，或甚至回家去帶小孩，只要去跟上司講一聲，公司既不會干涉，也不會扣薪水。因為公司在乎的並不是員工在辦公室裡待了多少時間，而是員工是否能做出好的產品。
而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矽谷的科技公司大多是責任制，而不是按時計酬。
通常從事知識產業的公司會分紅給員工，也會分股票給員工，但就是不會發加班費給員工。所以在矽谷高科技公司裡工作的員工，通常是靠著分股票或是分紅而賺大錢的。
我到現在還沒有聽說過，有什麼人在矽谷是靠著領加班費而發大財的。
其實在二十年前，台灣也有很多的「電子新貴」，他們同樣是靠著分紅與分股票而賺了很多錢，而不是靠著領加班費發大財的。
偏偏後來台灣修改法令，把員工分紅費用化，讓新創公司分股票給員工的意願大減。結果就是一個公司跟員工雙輸的局面。
我所知道的美國矽谷，以及二十年前的台灣電子資訊業，新創公司裡的老闆跟員工並不是涇渭分明，更不是對立的。
新創團隊裡的成員要不是公司的股東，就是可以參與分紅配股。大家的向心力都很強，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就是某種程度的老闆。
而現在的台灣，在政客與酸民的煽風點火之下，老闆跟員工是涇渭分明，甚至是對立的。只有公司的老闆可以正大光明的讓自己採用責任制，對自己的工作時間與產出負責。
矽谷的新創公司講究的是整個團隊的創新能力，而台灣的公司只能靠老闆自己發揮戰力。也難怪，台灣的新創公司成功的不多，倒是個人工作室越來越多了。所以每次跟台灣政界的朋友談新創產業政策，我就一肚子火。
台灣一直喊著要產業升級、要轉型、要發揮創意、要做高價值的軟體產業。但是卻要求軟體公司把員工當成生產線的作業員來管。
這真是一個精神分裂的創新產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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