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文彬／律師，中華人權協會名譽理事長。曾任檢察官。
香港籍的殺人嫌犯陳同佳在台灣境內殺害同為香港籍的女友之後，逃回住居地香港，日前因相關的在香港所犯之另外兩罪名判刑將要執行完畢，乃致函香港政府當局，請求協助於其出獄後主動到台灣投案。豈料台灣執政當局竟然推拖不肯接受其入境到案，以致引起各界輿論譁然。合理的懷疑是因純粹政治考量，為先前綠營呼應香港民眾抗爭運動，遂以本案的「反送台」動作來遮掩其心機。然純從法律領域的視野以觀，如斯做法恐生更多後遺症，值得謹慎三思。
本件殺人案的犯罪地是在台灣境內，依法台灣有「司法管轄權」。且士林地檢署已經進行偵辦而發佈通緝令。刑事司法管轄權的「屬地原則」，乃是國際上普遍適用的法制。至於香港的法律，針對香港人在其領域外犯罪，並無「司法管轄權」之規定。本案的行為地不在香港，而是在台灣，所以只有台灣的司法可以追訴、處罰。香港既沒有司法管轄權，自無從加以處置。因此，如果台灣的司法機關不辦此案，恐將無從對被害人（死者）家屬交代，又如何還其公道？
本案既是犯罪行為人自己主動要到案接受偵審，而發佈通緝令者又是台灣的士林地檢署，理當樂見其前來投案，而今當局怎麼會自己放棄具有國家主權象徵的「司法管轄權」呢？這不是「政治操弄」又是什麼？綠營當局說：「要等台灣與香港訂有『司法互助協議』，始能接受身在香港的殺人犯前來台灣投案。」這在法理上是根本講不通的。因為被告是自己主動要投案；而異地之「司法互助」機制則是在處理「被告不肯主動到有司法管轄權的境域接受審判」之情形，始須由「被告之所在地」的政府進行遣送。唯有在此情況下，才會需要動用到「司法互助」的機制。若是被告自己主動要入境投案，就不必透過異地「司法互助」的管道。
至於就本案殺人犯行之「證據」而言，被告之「自由意志下的自白」，法律上就已是最強而有力的證據，學理上稱為「證據之王」。況且士林地檢署在發佈通緝令時，當然就是已經掌握到相當的證據，才會發佈。如此的現有證據，加上被告之自白，已夠有罪認定之憑據了，何來還需要教香港政府「提供在香港的證據」呢？而今台灣主政者的相關說法，殊屬無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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