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24日區議會選舉結果出爐，泛民派大勝，場外支持群眾歡呼。（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周天瑋／專欄作家，美國金融與國際投資律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法學博士，曾擔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和復旦大學法學院訪問教授，著作有《法治理想國：蘇格拉底與孟子的虛擬對話》，在中西哲學與東西方比較課題別有心得。
（先看上集）
那麼在香港做得好與不好的標準是什麼？香港現況的癥結是官商共治、貧富懸殊，並且主流思想誤信自由資本主義是一帖萬靈丹，再加上寡占利益驅使，致使民生失靈。香港這樣的現況，一部分來自於北京以往對官商共治的接受和對港式意識形態的尊重，而且似乎駐港機構例如中聯辦耕耘中下層不幸失利。北京近年意圖推動民生，有跡可尋，但一時之間似乎不容易看到成果。
香港政府「港人治港」，政策導向錯在過度依賴金融與房地產行業，犧牲了社會中下層。香港光是房地產有關的收入，就年佔總財政收入的四成以上，港府和四大房地產家族形成官商共治，官方屈從商界，給與超比例特權，立法會的法案也都需要商界的支持，才能夠獲得通過。其結果，便出現了三個「最嚴重」：
（1）裙帶資本主義最嚴重。 《經濟學人》雜誌發布數據指出，全球裙帶資本主義最嚴重的地區是香港；（2）居住問題最嚴重。公屋供應奇缺，連續9年香港被國際機構統計，位列房價最難負擔的全球城市首位；（3）貧富懸殊最嚴重。香港去年基尼指數已經創下45年新高，成為懸殊而最惡化的已開發經濟體，財富集中，貧困人口幾達兩成之多，意味著每五個人便有一個人落在貧困線下。任何一個客觀的社會科學家，單憑數據就會告訴你這個病態社會將會是暴動的溫床。我在25年前派駐「東方之珠」工作，住宅月租金達8萬餘港元，便感到社會失衡，如今顯然價位更有過之。昂貴有如黃金珠寶的香港生活開支，在在反映出這個兩極世界的結構性矛盾。
很顯然，香港需要積極大力推展民生，及早消解矛盾，可是不幸的，是港府和美國華府類似，都是一個沼澤地，力量牽扯，動彈不得。在港府既有制度底下，根本端不出民生政策，因此對於政治改革和普選特首，民眾才深感迫切。這可能是外界都不了解的内因。
至於說到自由資本主義，香港精英篤信，以為自由港的獨特價值聚焦於此，所以必須政府謹小慎微，放任資本施展拳腳。殊不知，就算是要信奉自由資本主義，究其本質，香港模式乃是官商共治之下的裙帶資本舞台，跳的曲目經常是裙帶關係舞，而非亞當斯密，生產要素流通和市場價格信號都受到干擾，如果聽之任之，市民百姓便慘遭剝削。假如政府必不做好民生，則來自底層的政治反撲指日可待。如今果不其然！
這樣一個畸形結構，又缺乏民主政治的季節性調節，法治體系便必須高度滿足公平正義的訴求，並且起到社會安定器的作用。今年香港面臨的挑戰不料便發生在法治。 「逃犯條例」的修訂送中，於是迅速牽動港人的人權法治神經和生活方式捍衛底線，成為歷史民怨加悲觀預期雙雙引爆點。
▲香港理工大學。（圖／記者游宗樺攝）
我20年前在《蘇格拉底與孟子的虛擬對話》這本書中寫到法治的三城記，有這麼一段話：「值得觀察的是，香港的法治原則是否會遭遇到來自北京的政治壓力和香港本身由於「港人治港」而浮現的中國式法文化的衝擊，而逐漸產生質變。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壓力與衝擊可能在北京和香港均無意識、無防備的情形下生成，而隨著一、兩個事（案）件的發生，從此改變了香港的法治面貌。 」 「逃犯條例」問題衍生的亂局，不幸真的是在北京和香港均無意識、無防備的情形下生成，如今全世界都在看香港的法治面貌如何演變。
可香港奇緣，她面臨的問題從來不是經濟凋敝。
由於歷史、地理和制度因素，香港形成世界通衢，加上人才薈萃、條件具備，是一條百足之龍。香港有著極有成就的過去，在英屬殖民地時代經歷過1967年暴動，麥理浩港督作出貢獻，徹底扭轉香港局勢；97回歸，再創輝煌。今天的香港，只不過是又一次蓄勢待發，週邊城市包括「先行示範區」深圳，至少在政策面上來看，在中長期主要還是與香港形成互補，而無法取代其獨特地位。
▲香港有著極有成就的過去，不只是世界金融中心，又是全球規模最大的離岸人民幣國際清算、結算和交易中心。（圖／記者黃彥傑攝）
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又是全球規模最大的離岸人民幣國際清算、結算和交易中心。香港是中國治下唯一的半自治地區，而中國大陸內部外匯資本帳不得自由兌換，人民幣國際化只能步步推進，所以中國大陸各大金融中心雖然規模巨大但卻機能跛腳。香港於是提供全世界金融和商業界一個相對進退自如的途徑進入中國市場，又給與大陸國企和私企一個美元投融資和上市退出平台。香港始終採納「聯繫匯率制度」釘住美元，連結至美國金融體系。儘管北上深廣四大都會已經成熟而活躍，但是2018年還是大約有290家美國公司在香港設有區域總部，434家公司成立地區辦公室。
香港的經濟前途潛力具體而光明，問題出在它的內政必須向下落實到民生。這次區議會議員選舉側面說明了調理香港沈痾的藥方會在內部。北京能夠代行處理香港的民生問題嗎？不能。北京如果有心，反而要團結力量、借民主派之力而打力。而北京介入香港法治，即使是通過人大遙控制約，必然也會如今年的慘痛經驗一般留下隱患，並招致國際社會極大的關注，會遲早傷害到香港的、對大陸目前仍然不可或缺的金融中心地位。總體而言，北京的香港政策既要滿足法理性，也要滿足正當性。北京介入港府和法治，既無必要，且屬不智。反過來說，確保普選，港府施政問題便可留給香港自行解決。
屬於他人有所期待的香港，存在著外部衝突性；符合自我主觀意願的香港，具有內在矛盾性。至於最終實現的香港未來，尚難以預料。但是，只要是能夠讓香港的問題留在香港內部處理，讓理性持平互利的中堅力量抬頭，痛定思痛，香港的未來仍有良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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