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禁率與超額收容之概念不同，後者係呈現一國之受監禁人口超過其監獄預定或核定容量之情形，但我國監獄之超額收容確與監禁率較高有關。（圖／取自免費圖庫pixabay）
●黃上峯／矯正署專委，負責監獄行刑法及羈押法修正草案條文及立法理由之編輯、撰寫工作。
再以，在二法案通過後，除應逐步提升矯正機關行政能量，落實立法意旨外，亦應關注獄政改革之障礙—高監禁率之問題。由於聯合國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標準規則（東京規則）鼓勵世界各國儘量以非拘禁措施取代傳統投入監所之拘禁作法；以及晚近之犯罪學認為實施監禁徒具隔離之性質，對於犯罪者復歸社會反有負面影響，並衍生與時代社會脫節及標籤化等問題。爰國際學術機構業長期追踪、研析各國之監禁率--亦即一國平均每十萬人口中之受監禁人數，以瞭解各國的社會控制效能並促使其自我省察。
監禁率與超額收容之概念不同，後者係呈現一國之受監禁人口超過其監獄預定或核定容量之情形，但我國監獄之超額收容確與監禁率較高有關。據2018年之統計數據顯示，世界各國之平均監禁率為每十萬人有145人受監禁，亞洲各國之平均值為97人，全球有53%的國家或地區監禁率低於150人。
我國之監禁率於2000年時為254人，至2018年升高至265人，為世界平均值之1.83倍及亞洲平均值之2.73倍，顯示我國為高監禁率國家，社會控制制度在觀念上偏重於傳統之拘禁措施，非拘禁處遇之措施、適用範圍及能量較為不足，與上開聯合國規章意旨未盡相符。
觀諸其他獄政環境及社會控制較為良好的國家，其監禁率反而較低，如芬蘭、挪威及瑞典分別為51、63及59人；德國及日本於2000年分別為85及48人，至2018年降至75人及41人，顯示其社會控制效能較高，使用高強度拘禁措施之程度較低，同時能保持良好之獄政環境及較低之再犯率。 相較之下，我國之高監禁率導致受監禁國民人數眾多，監獄長期超額收容，有下列值得省思之處：
一、許多國家能以較低之監禁率維持良好的社會控制，而我國以拘禁措施將大量犯罪國民置入監獄，是否符合比例原則之必要性及最小侵害原則，已有待商榷。又監禁率較低之國家多擁有較強的非拘禁處遇能量，該等處遇對犯罪人之自由權利亦有所限制，並增加其生活上或經濟上之負擔，並非只有投入監所拘禁方有懲罰功能。
二、監禁人口過多使矯治處遇能量不足，降低了復歸社會效能及收容品質，資源配置不得不偏重於安全、秩序之維護。
▲我國之社會控制較偏向隔離、懲罰之傳統思維，及高監禁率之控制模式。（圖／記者宋德威攝）
三、許多監禁率較低之國家均配置了較強的非拘禁措施及能量，包括較大幅度使用電子鐐銬，以規制犯罪人之活動地點及生活路線、強制性之社區（公益）服務、對被害人賠償或繳交公益金、與非拘禁式之教育、輔導及治療措施等，以取代投入監所監禁；對危險性較低者，僅於假日或夜間實施監禁，不影響犯罪人平日就業或上學之彈性監禁機制等，在先進國家已運作成熟。監外處遇就復歸社會之能量及資源較強，有助於維持或降低再犯率，促進犯罪國民與社會之融合，避免貧窮世襲及犯罪世襲之現象。
反觀我國之社會控制較偏向隔離、懲罰之傳統思維，及高監禁率之控制模式，相對就非拘禁措施能量之建置較為不足，使用範圍亦較為狹窄，對於犯罪國民之復歸社會未必有益。
四、因監禁人口過多而造成矯正體系人員過勞或工作條件欠佳，衍生人才招募進用誘因不足、離職率較高等困難，也連帶影響復歸社會效能。
五、大量犯罪國民進入監獄服刑，使其與社會隔離不能自由營生，收入減少常使其本人及家人經濟上陷入困窘，另一方面對犯罪受害人或國家為賠償贖罪之能量弱化，國家又需投入許多人力預算管理，長期以來造成國力之損傷虛耗。
六、監禁率較低的國家，平均每位受監禁人可分配之資源或空間較多，復歸社會效能亦較佳，有助於其維持或降低再犯率及低監禁率。例如德國約有八千餘萬人口，我國約二千餘萬，監禁人口均為6萬餘人，則就人口比例而言，每位收容人可得資源，德國為我國之4倍。
我國如能效法先進國家，逐步將監禁率降至100人以下，收容人可得資源能量及可用空間必能大幅增加，收容環境、同仁工作條件及復歸社會效能均能有所改善，亦較能吸引優質人力進入矯正機關長期服務。
綜上，基於兩公約保障人權，促進犯罪人復歸社會之意旨，並避免獄政改革之良法美意因高監禁率而有所減損，衍生「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的問題，宜重新檢視我國之社會控制及刑事審判機制，研議繼受聯合國東京規則或將之內國法化，強化非拘禁措施能量；於審判階段實施適當鑑別，將無必要入監服刑之國民改施以非拘禁措施之負擔；並將降低監禁率及非拘禁措施之建置提升作為人權檢討指標，以期建立更為成熟、文明，符合人道及比例原則之社會控制制度，獄政改革也才能克盡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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