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柏翰／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助理教授
這兩個月來，COVID疫情對台灣的公衛系統造成巨大衝擊，其後果也對醫護人員形成極大負擔。考慮到防疫是持久戰，日前有許多公衛專家重申疫情監測與疫調的急迫性，而有擴編疫調人力之議。
疫調乃至整體疫情防治，特別講求對人的行跡之了解，但關於移徙者或原住民健康尋求行為的台灣研究較缺少，從跨文化照顧的視角切入之討論更付之闕如。
本文欲拋磚引玉，以疫調的文化敏感度為例，主張防疫各面向都應注重「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
▲ 新冠疫情嚴峻，台東各原鄉部落設「自主防疫站」。（圖／台東縣政府提供）
公共衛生服務應注意文化適當性
公衛工作，尤其與人密切相關的個案調查及接觸追蹤，都應強調相關人員的文化能力——這是健康人權中「文化適當性」的重要部分，也為了提升防疫的精確度與有效性。
文化能力不僅要求公衛工作者有意識地對所有文化抱持開放的態度（cultural awareness）、對文化之間的差異與潛在張力保有敏感度（cultural sensitivity），並進而培養藉此進行有效的跨文化溝通的能力。最後，當然更希望相關人員與組織，能提供與所有人文化相容的健康照顧。
針對COVID的疫調工作，WHO於2020年5月提出一份指引，認為在理想的情況下，最好可以從各地社區中招募疫調工作人員和接觸追蹤者，較容易培養適當的文化素養、有效的溝通技巧、當地語言能力，以及對個案及接觸者背景之理解。
在2021年2月更新的指引中，WHO考慮到防疫人力吃緊，也是建議各國可以從多處招募疫調人員（包括地方政府、公民社會和非政府組織、大學生、社區志工等），而讓醫務人員專注於管理監督等後勤支援工作。
▲ 台東環保志工啟動自主組成噴藥車隊，共同守護家園對抗疫情。（圖／台東縣政府提供）
有效率的疫調與接觸追蹤很重要
2020年5月BMJ編輯室發文呼籲，針對COVID的疫調、篩檢、疫苗推廣等工作，應確保少數族群平等地接收到相關服務，而具有敵意的社會和少數群體對政府的不信任，都是巨大障礙。公衛資訊既專業又複雜，導致移工、新住民、原住民族等常處於衛生行政的邊緣位置，而低度參與相關措施。
長期不受政府重視，政策溝通的落差，使這些群體特別容易「錯過」重要防疫資訊，輕則產生與主流社會不一致的風險感受，重則低估自身所屬群體之風險。
然而，接觸追蹤是否有效，取決於是否能快速發現病例並隔離接觸者，但要準確找出所有接觸者並不容易，關鍵是疫調工作能在不帶偏見且文化敏銳的雙向交流中進行。根據IFRC，良好的溝通能促進人們對防疫措施的遵循意願。
然而，若「坦承」代表被隔離而失學失業、中斷社群往來、失去人際與情感支持，或特定接觸會引發標籤化、汙名或潛在攻擊，人們可能傾向不「供出」接觸者。因此，提供社會心理支持、提升衛生機關敏感度，對疫調、衛教都有正面效果。
▲進行疫調、衛教時，提供社會心理支持、提升衛生機關敏感度有其必要。（示意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文化能力及敏感度對抗疫的幫助
文化敏感度，對於人口密集、各區發展不一、多元族群共處的大型都市中的疫調工作更為重要。如倫敦議會提出「以社區為主導的方法」，認為當地社區（如里鄰區）最了解地方人事，而為了降低疫情與防疫措施對脆弱群體的影響，疫情及防疫資訊可以透過社群中具影響力及受信任的人來轉達。
與社區合作的疫調工作，不僅能提高社區／群內部對疫情的意識與危機感，降低資訊落差，亦能加強社區居民／社群成員對疫調、檢驗及施打疫苗之重視。
多位美國大學公衛學院教授於2020年6月疫調建議中指出，政策溝通中的文化能力應包括多語版防疫資訊，並應考慮少數族群和中低收入社區之特殊性，避免以「天龍主流人」的觀點先入為主進行疫調，而忽略社群間的差異，進而降低疫調效率。
今年5月一篇刊登在PLOS ONE的論文，訪談了2020年年中參與康乃狄克州的疫調志工，大部分受訪者都建議應該要有針對特殊情況和族群的處理流程。綜合上面的討論，針對疫調培訓一事，文化能力勢必不可或缺。
▲培訓疫調志工時，文化能力勢必不可或缺。（示意圖／南投縣政府提供）
疫調時的文化能力及交織性觀點
英格蘭公衛署在2020年6月的報告中指出COVID並非平等地影響所有人——同島並非真的一命，因此建議在風險與政策溝通上，應加強理解少數族群的深度，使用不同方法減輕他們對公權力、汙名、歧視的恐懼，並鼓勵他們近用公衛服務。
值得注意的是，英格蘭公衛署這裡考慮的文化能力，還包括不同職業及其工作型態與工作環境上之差異，針對日常生活中程度不一的風險負擔，擬定不同防疫規劃（包括疫調、接觸追蹤、篩檢、隔離、治療及疫苗施打等）。
在台灣，疫調人員可能需要學習激勵式的訪調能力、風險溝通的技巧、多元文化的敏感度，以及針對非華語人士臨機應變的能力。
若參考美國疾管署於2020年11月發布的《COVID接觸追蹤訓練》，疫調工作者應對各族群的生活方式、居住環境、社區／部落中社會互動的樣貌（包括長幼尊卑、性別關係等）有所認識，而就算是同一族群的人，也可能有地域上的區別。
因此，美國疾管署和英格蘭公衛署都有提到，相關生活經驗與語言能力極有幫助。
▲疫調工作者應對各族群的生活方式、居住環境、社區／部落中社會互動的樣貌有所認識。（示意圖／路透）
結論
在台灣，需要專責人力的群體至少包括原住民族、新住民和移工。原民部分，依部落區分或許困難，但至少應區分各族，以及都市與原鄉的成員，因為生活處境與面臨的挑戰皆不一樣。移民部分，應至少依語言或國籍區分。
雖然大部分國家都有數個官方語言，但由於人力限制，至少應依其「國語」來配置。漢人間，語言使用上亦有差異，與家中慣用語言（閩南語、客語、華語）、年齡、教育背景等因素有關。城鄉之間的生活方式與擁有的資源也都不同。
擁有相關知識，才能初步評估暴露於傳染風險的接觸者。疫調人員也不應帶有偏見地評價個案的居家與社交生活，如此才能判斷如何協助安排隔離、盤整支持資源及配套方案、進一步安排檢驗與照護工作（如了解醫療資源之可取得性、可近用性、可接受性）。
此外，非常重要的是「交織性」的視角，針對不同群體進行疫調者，同時亦應考慮到個案的性別、年齡、障礙狀況、就業和工作環境等，都可能影響一個人的生活型態與社交生活。
▲部落志工在部落出入口設置「部落檢疫站」。（圖／記者王兆麟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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