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民眾的消費行為大幅改動。餐廳內用規範需要跟隨指揮中心調整。（圖／記者許靖騏攝）
● 吳啓禎／經民連智庫經濟組召集人
「回不去了！」活躍在歐洲商業諮詢顧問領域的德國經濟學博士施德特（Daniel Stelter），藉由著作想要傳達這個清楚訊息。透過「新冠經濟學」（Coronomics）的新詞彙，他主張全球經濟邏輯，已經因為COVID-19而徹底改變。
政府狂撒錢 長期利率逐步下探
這無非是個非常大膽的預言，但並非缺乏根據。其論證核心，是各國政府為紓困而撒下的資金，無論是速度抑或是數量，均為前所未見。然而重點在於，這是一項積習已久的作為。施德特指出，從1987年著名的「黑色星期一」股市崩跌以來至今，西方各國一直習慣仰賴中央銀行透過公開市場操作，以大量買入有價證券的方式，一方面防止企業與銀行大規模倒閉，同時將貨幣強力輸送到銀行體系，壓低資金利率，刺激銀行貸款給民間部門的動力與意願，以減緩對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衝擊力量。
這項模式的最大問題，在於央行每次的救市行動，都是讓貨幣變得更為廉價，而危機過後，卻總是放棄將利率調高到原來水準，以致長期利率趨勢持續下探。全球經濟在接連遭遇2008年金融海嘯以及2010年歐債危機之後，到了2019年底（在COVID-19發威之前），歐洲幾個主要國家如德國、法國，已經進入負利率狀態。「過去五千年來，名目利率從未處於如此低檔」，施德特如是驚嘆。
▲丹尼爾．施德特（Daniel Stelter）所著，《後疫情時代的經濟走向與投資策略》，商周出版。（圖／商周出版提供）
這令我想起最近曾在某一嚴肅場合，親耳聽聞國內一位銀行學教授與央行高層官員的對話。大意是說，教科書學理被徹底顛覆了，今後在課堂上教學生不知從何教起。
央行高效操控貨幣 卻導致投機行為
某種層面上，這些晚近發展標誌了貨幣學派的徹底勝利，但同時也為貨幣學派寫下墓誌銘。此話怎說？西方經濟學界從1970年代起所進行的典範移轉，凱因斯主義逐漸退潮，主張政府職能應侷限在控制貨幣數量的貨幣學派開始主導經濟政策思維，並且催生出更廣泛的新自由主義，成為經濟全球化的官方意識形態。
在經濟治理的實務上，中央銀行操控貨幣數量的方法，變成優先於能夠創造實質有效需求的財政政策，為什麼？除了70年代「滯脹」現象的歸因之外，一方面，央行具有獨立超然的形象，擁有超越政黨政治的公信力。另一方面，貨幣手段被認為比較「中性」，不會干預實體市場運作。當然，這些立論存在不少迷思成分，但確實為央行行動提供了相對暢行無阻的正當性。
▲由於中央銀行具有超黨派的特色，操作貨幣的手段更具正當性。（圖／路透社）
在台灣，這些論述的倒影處處可見。比如2016年政黨輪替後隔年，新政府提出規模八年八千億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當時的批判與疑慮的聲音之一，就是懷疑政府是否意圖為兩年後地方選舉進行買樁布局。另外一種杯葛則著眼於舉債的程序正義問題。對比之下，央行的匯率、利率政策，鮮少受到批評、監督與制約，具有行政成本低、施政效率高的絕大優勢。
然而，雙率對經濟活動所能產生的影響範圍與深度，可能遠遠超過財政手段，本書的宏旨亦即在此。作者施德特認為，壓低利率的救市政策雖然意圖刺激消費投資，但主要效果卻變成鼓勵信用投機與槓桿操作，例如「只要股息收益率高於銀行利率，承擔更多債務就會帶來回報。」因此相較於不受銀行青睞的一般大眾，有能力借到錢的一方，具有壓倒性優勢，而且其投機行為，受到相當程度的保障，因為只要一發生系統性危機，政府／央行就會出手相救。
貨幣、疫情與美中競爭 社會消費逐漸保守
本書因而推論，央行長期的「不對稱金融操作」，已經衍生出「不對稱的財富分配效果」，以此來解釋全球化時代各國內部貧富不均惡化的現象。央行不斷購債與壓低利率的結果，導致絕大部分資金流向房地產與股票市場，大大膨脹資產價格，形塑兩種類型的大贏家：擁有龐大資產者，以及積極槓桿操作的投機者。另一個更大問題是，資產價格上漲與金融投機操作，無助於提升生產力（後者需要的至少是對科技研發與人力教育的長期投資），這會使得希冀藉由經濟成長來削減國家龐大債務的選項落空。同時，當銀行放款高度集中於房地產貸款時，伴隨而來的是利率調整的僵固性，因為提高利率會引發拋售潮，造成銀行債信問題。
除貨幣面之外，COVID-19上場前的背幕還有全球政經板塊的激烈碰撞，也就是近年美國與中國之間的霸權之爭，雙方由貿易戰延燒到科技戰，首當其衝的台灣自是不陌生。美國政府除要求其他民主國家表態支持，更逼迫供應鏈廠商將生產基地移出中國。在這個「去全球化」的新變局下，還潛藏著其他不利的社會心理因素。多數國家面臨人口結構變遷（高齡化、少子化）；新科技，例如日益普遍的機器人，帶來大量人類工作可能被快速取代的陰影。這些趨勢結構，讓社會消費支出行為趨向保守。
合作對抗疫情 卻使歐洲各國實力落差浮現
在宛如四面楚歌的情境下，COVID-19躍上人類舞台。由於有效防疫需要大規模的封鎖與隔離，讓多數經濟活動被迫暫停，使得股市崩跌的速度，超越過去所有重大危機。然而政府的主要紓困手段，還是侷限在「直升機撒錢」法，各國政府債務如雪球般越滾越大。對作者施德特身處的歐盟／歐元區來說，龐大紓困金的籌措與還債分擔，嚴重考驗了歐盟內部能否持續團結合作。
▲疫情大幅影響各國經濟活動。圖為澳洲墨爾本封城。（圖／路透社）
或許最諷刺的，不是各國為防疫而自顧不暇的舉措戳穿了歐洲整合的幻覺。而是，歐盟各國間的制度文化與科技經濟實力尚存在偌大差異，這些差異使得歐元本質上為一過度激進的經濟整合型態，前途註定坎坷。如果當初倡議歐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抗衡美國，那麼如施德特所指出：「歐元今天在全世界貨幣儲備中所佔的份額，僅與德國馬克廢除前所佔的份額相當。」顯然目標未能達成，然而所有將貨幣主權讓渡給歐元的國家，都喪失了調節國內經濟的重要工具。
其實「負面性經濟整合」不止存在歐盟內部，經濟全球化的迷思已在世界各地造成社會裂痕與地球生態危機。COVID-19的登場，為我們帶來省思與修補的契機。「經濟危機死不了人」，但是防疫如戰爭，考驗各國維繫國民生命的各種後勤準備，尤其是醫療資源設施與糧食安全，無疑地會加速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最終，各國政府不斷膨脹而又無力償還的債務，會如何收場？從貨幣政策擺盪到財政政策，尤其是為因應地球暖化而訴求「綠色新政」，能否是希望之所繫？本書帶領我們共同思考與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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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獲授權，轉載自「後疫情時代的新經濟：全面解讀新冠病毒衝擊下的全球經濟脈動與因應策略」。以上言論不代表本網立場。歡迎投書《雲論》讓優質好文被更多人看見，請寄editor88@ettoday.net或點此投稿，本網保有文字刪修權。
我們想讓你知道…央行長期的「不對稱金融操作」，已經衍生出「不對稱的財富分配效果」，全球化時代各國內部貧富不均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