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經濟學家能保護台灣嗎?

我們想讓你知道…正因為與中國的對峙不會是一場單局遊戲,即使台灣目前要準備應對中國2027年的軍事行動,依然不能忘記培植長期的應對能力。

▲ 美國高度重視經濟學,甚至有不少頂級學者深入參與制定公共政策。(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 孫維德(David Stinson)/台灣金融研訓院特聘外籍研究員
● 劉維人/譯者

隨著經濟制裁在美國國家政策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總體經濟模型對決策者將更為重要。若想有效地決定總體方向,就得能夠從各種角度積極思考,以有效指導決策。

或許沒有一個國家像美國一樣高度重視經濟學這個領域。美國的頂級學者深入參與制定公共政策,一些學者如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甚至成為某種類型的民間英雄。

相較於他們在大型監管政策上的建議,他們在軍事領域的工作較不為人知。美國國防部在越戰期間成立了成本評估與計畫評鑑辦公室(Cost Assessment and Program Evaluation, CAPE),招募許多專家,負責就武器系統、部隊結構、人員配置政策,與其他需要量化分析的主題提出建議。

《台灣銀行家》最近採訪了軍事經濟學家、前美國代理陸軍部長約翰.惠特利(John Whitley),他是川普總統與拜登總統的CAPE代理主任。由於美國的軍事管理方式與亞洲風格有所不同,惠特利認為,雖然所有分析都基於工程學與物理學,但他也強調人的因素,並為分析專家提供了如何讓當權者知道真相的架構。

管理科學的威力

惠特利表示,「對我們的工作來說,最重要的技能是中級個體經濟學。」他跟傅利曼一樣都是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同時也是該校至今唯一執掌CAPE的經濟學家。他每天遇到的問題都跟學術論文離很遠,但最常使用的3個概念依然是機會成本、絕對利益和比較利益分析、邊際效益分析。而且他表示,「每週我都會看到有人又在比較兩者的整體平均,忽略了真正重要的邊際改變。」

「經濟學家知道如何配置資源,那是我們所做的事。」惠特利表示。像美軍這麼龐大的組織,配置時很難避免使用量化方法。美軍2022年有130萬現役軍人,預算為8.77億美元。

▲ 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指出,在與「勢均力敵的對手」作戰時,即使是一點點微小的差異也會改變戰局。圖為美國第10個「聯合作戰司令部」上將保羅中曾根。(圖/路透)

熟悉美國軍事思維的人一定聽過「聯合作戰」(Jointness),也就是多單位之間的共同合作。戰場上的決策往往受到行政結構所影響,導致長達數年至數十年的具體投資。此外,在與「勢均力敵的對手」作戰時,即使是一點點微小的差異也會改變戰局,這是美國2018年之後的《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視為的重點。個別單位的表現當然仍然重要,但軍事各個元素之間的協調一致會讓力量倍增。

在準備階段,聯合作戰的基礎是對於威脅的共同假設。舉例來說,惠特利認為支持國家購買某一特定武器的倡議者,不能僅僅要求國防部長直接撥錢,而是應該像CAPE一樣,先指出目前的不足之處,列出一系列可能的改進選項,進行分析之後,將建議提交給國防部長。這樣才能避免官僚內部出現利益輸送。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指出,如果利益輸送不斷發展,就會逐漸壓倒公共利益。

惠特利指出,過去經濟學家甚至有助於引導戰略層面的決策。美國為二次大戰的諾曼第登陸做準備時,計量專家用數字指出,美國要到1944年年中才能擁有夠多的航運能力與登陸艇,因而成功延後了原本過於樂觀的登陸時程。值得注意的是,歷史類比上最接近中國攻台的戰役就是諾曼第登陸,這個經驗值得充份了解。

▲ 歷史類比上最接近中國攻台的戰役是諾曼第登陸。(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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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宏觀的規劃

當然,個體經濟學不是唯一可以應用於使軍事管理更活絡的社會科學,不同的替代觀點提出的方向有時候甚至完全相反。

政治學就是其中一個例子。賽局理論告訴我們應該重視各方放出的訊號(Signaling),但重複賽局很難進行邊際效用分析。假設中國已經決定占領台灣,拒止與協防之間的資源配置比例就很好計算,但灰色地帶的威嚇就更為複雜,各方的反應強度都有可能影響中國之後會不會採取更全面的行動,對台軍事行動不一定會只有一輪。

惠特利指出,在美國對歐洲的軍費開支上,經濟學與政治學的看法就截然不同。經濟學家指出美國在歐洲的開支具有公共財特質,引來搭便車效應,因此往往反對增加開支。但政治學家更有可能強調美歐聯盟的作用,並鼓勵增加支出。

▲ 經濟學家指出,美國在歐洲的開支具有公共財特質。(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此外,由於當代的戰爭越來越重視軍民整合,總體經濟學變得越來越重要。當單一能力差距無法直接決定成敗,就應該逐一盤點每種能力之間的落差,舉例來說,如果對方利用金融弱點本身作為武器,我方該怎麼回應?惠特利認為這種時候有更簡單的判斷基準:美國在二戰期間的國防支出高達GDP的43%,在韓戰期間也占GDP的15%。相較之下,台灣的軍民能力方面還遠未達到極限。

隨著經濟制裁在美國國家政策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總體經濟模型對決策者將更為重要。若想有效地決定總體方向,就得能夠從各種角度積極思考,以有效指導決策。

國防的明日之星

軍隊在使用經濟學的時候,通常都是用來解決內部問題,最常用到的領域分別是勞動經濟學、健康經濟學、產業組織學。勞動經濟學可以幫忙指導軍隊人力規模與結構的決策;健康經濟學同樣與人事管理密切相關,尤其是部隊部署到海外時;最後,產業組織學,即討論市場結構和競爭的領域,則可以讓軍方了解供應商會如何因應不同的採購政策。

但這些決策都離實際上的作戰非常遠,而惠特利認為台灣的處境,可能沒有足夠的時間來研究這些問題,就像美國可以做的那樣。然而,正因為與中國的對峙不會是一場單局遊戲,即使台灣目前要準備應對中國2027年的軍事行動,依然不能忘記培植長期的應對能力。根據眾所周知的格言,後勤決定戰爭的勝敗,軍事管理是後勤的後盾。

經濟學有助於概括管理中的某些問題,並促進軍方和民間企業之間的人才流動,使全民防禦更加穩健。惠特利表示,「我鼓勵所有經濟學家都可以考慮為國防領域服務」,「加入之後,你大概會發現自己可以幫得上很多忙。」

▲ 惠特利鼓勵所有經濟學家都可以考慮為國防領域服務。(圖/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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