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岷欽／世新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正義之所以遲到，不只因為阻礙太多，而是因為它也會疲倦。(Justice is delayed not only by obstacles, but sometimes by its own exhaustion.)--馬丁．路德．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
在一個自稱法治國家的地方，正義的失衡往往不是始於總統府或縣市議會，而是從一個清晨的垃圾車開始。
那天在台北清晨，垃圾車尚未進站，北投清潔隊員黃先生拾起一只舊電鍋：外殼凹陷，殘值 32.56 元。他帶回家測試，發現還能用，便想到新北的一位拾荒阿嬤。阿嬤曾說，用瓦斯爐煮飯容易煮焦，有電鍋就好。於是，他把這只本該走向回收場的電鍋，轉送給一個更需要的人。
半年後，這只電鍋變成了國家機器眼中「貪污犯罪」的證物。檢方依《貪污治罪條例》起訴，士林地院在約兩個月審理之後，判黃先生三個月徒刑，緩刑兩年，褫奪公權一年。這個體制用最快的速度告訴他：你的善意，在法律面前只是「職務侵占」。
同一時間，在台灣的南端，另一個故事終於浮出水面。屏東潮州鎮長周品全，被控自 2019 年起以每職 30 至 80 萬元不等的價格，賣出 7 個清潔隊員名額，總額約 390 萬元，行賄者包括鎮代會主席與其子女、親戚等共 15 人。2025 年 11 月，檢方偵結起訴，但真正的審判才剛要開始，後續要花多少年走完三審程序，沒有人敢樂觀預測。
於是，在同一片國土上，我們得到一個極其諷刺的對照：
一只 32 元的電鍋，自民眾檢舉到一審判決，大約半年；一樁 390 萬賣官案，從行為展開到正式起訴，跨越了近六年，未來還要與冗長的審理拉扯。所以，在實務運作上，32 元比 390 萬更「有重量」。
三個清潔員 三種司法表情
更微妙的是，電鍋案並非孤例。六年前，桃園也有一名清潔員，將一張廢棄辦公椅搬回家使用，同樣被依貪污罪起訴。偵審期間，他坦承把椅子拿回家，但地方法院與高等法院最終都判他無罪：椅子並非公有財物，也沒有造成市府權利金短收或契約違約，不符合《貪污治罪條例》對「公有財物」與「職務侵占」的構成要件。
於是，我們看到三張司法表情：
電鍋案：
清潔員承認將舊物轉送他人；被認定構成貪污，法院用最快速度完成定罪；社會震驚於「情輕法重」。
辦公椅案：
清潔員承認把椅子搬回家；法院細究財物性質，最終判無罪；社會幾乎無感，少有人記得這起判例。
賣官案：
地方首長被控長年收費內定職缺，牽涉多名政治人物與樁腳；偵查年年延長，直到 2025 年底才起訴；真正考驗司法獨立與決心的重案，還在漫長的程序前端。
三個故事像一面三折鏡：法律對基層小額之「善意越界」高度精準，對廢棄物性質斤斤計較，對結構性腐敗案則顯得遲緩、謹慎，甚至有點疲憊。
▼一只 32 元的電鍋，自民眾檢舉到一審判決，大約半年；一樁 390 萬賣官案，從行為展開到正式起訴，跨越了近六年，未來還要與冗長的審理拉扯。所以，在實務運作上，32 元比 390 萬更「有重量」。（圖／記者施怡妏攝）
當貪污條例 成為「正義的放大鏡」
支撐這一切的，是台灣極為嚴格、甚至在國際上都相當少見的《貪污治罪條例》。這部在威權時期塑造、民主時代數度修補的法律，出發點是要對公務人員貪瀆行為「從嚴打擊」，於是對職務上持有的財物，只要有「不法侵占意圖」，不問金額多寡，都可能被冠上「貪污」之名。
這樣的立法邏輯，在處理大規模收賄、圖利工程時的確有其必要性；但當它被用在 32 元電鍋上，就變成了文明秤上的放大鏡——所有最微小的瑕疵都被放到最大，但真正龐大的污點，反而被照得模糊。
在電鍋案引發爭議後，法務部強調，正研議調整小額貪污的量刑架構，讓五萬元以下、情節輕微的案件可以被減刑甚至免刑。這是理性的一步，卻同時暴露出一個殘酷事實：我們其實早就知道，這套制度在輕重排序上出了問題。
真正的矛盾，不是要不要放過 32 元，而是為什麼我們可以如此迅速地處理 32 元，卻無法同樣迅速地處理 390 萬。
司法挑軟柿子 不是因為邪惡而是因為疲倦
從制度運作的角度看，司法並不是「謀劃要欺負基層」。它只是像一個被過度使用、卻不斷被要求「多辦案、多結案」的系統，在有限資源下作出最「理性」的選擇。
輕案有幾個特徵：
行為人單一、供述清楚；證據集中、爭點明確；少有政治風險與媒體攻防；可以迅速結案、漂亮地填滿績效報表。
重案則完全相反：
涉案者多、層級高，動輒牽涉派系與選舉；金流複雜，需要跨單位、跨專業的調查；政治壓力與輿論攻防壓在檢警身上；每一步偵辦與起訴都可能伴隨漫長的上訴與攻擊。
在這種結構下，系統自然會傾向「挑軟柿子」——不是因為惡意，而是因為成本效益計算。如果你是一個承辦檢察官，面前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清潔員拿回家一只電鍋，案情清楚、證據就躺在他家與隊部紀錄裡；一個是鎮長賣官，捲入地方派系、一大串人頭戶與金流與政治承諾，訴訟可能拖到你退休。
在沒有額外資源與制度獎勵的條件下，很難要求這套機器長期偏向後者。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得到這樣的荒謬畫面：在輕案面前，司法像風一樣快；在重案面前，司法像石頭一樣沉。
國際指標很豐滿 公民感受很骨感
從國際指標看，台灣其實是一個「不算太糟」的故事。2024 年全球清廉指數，台灣得分 67 分，排名第 25 名，是 25 年來最佳成績，超過全球約 86% 的國家與地區。廉政署 2025 年年報也對此大書特書，並強調台灣在各項國際反貪評比分數穩定。
但是，世界正義計畫的《法治指數》同時提醒我們：自 2016 年以來，全球多數國家在「政府制衡」「刑事司法」等面向持續倒退，亞洲也不例外。
用大白話來說，就是：在國際眼中，台灣比多數國家「不那麼腐敗」；在島內居民眼中，制度卻越來越像一台只會挑小案子下手的機器。
若再放進其他指標：前台北市長、總統候選人柯文哲，因涉及大型開發案與政治獻金，被依貪污等罪起訴，案件預期也將歷經數年攻防。這種「大案拖很久、小案辦很快」的集體記憶，早已嵌入台灣政治社會的日常嘲諷：「貪一點點很危險，貪很多反而安全。」
國際指標無法測量這種細緻的憤怒。它不一定意味著體系全面崩壞，但足以侵蝕民主體制最重要的資本：信任。
正義的秤壞掉 不是因為法律不在而是因為重量跑掉
從文明史的角度看，法律不只是條文，更是一個社會如何分配「道德重量」的方式。
當 32 元的電鍋被迅速定罪，390 萬的賣官案卻在程序裡、政治噪音裡、民眾記憶的疲倦裡慢慢褪色，當一張廢椅要靠二審法官鉅細靡遺地拆解「所有權」與「廢棄物」概念，才從貪污罪名中被解放。
我們其實看到的，是一個文明正在調整自己的刻度：對小人物的失誤，刻度變得異常敏感；對權力者的腐敗，刻度變得異常遲鈍。
這種失衡不會在某一天突然宣告「正義毀了」。它的表現方式比較像是：
每一次類似電鍋案出現，我們憤怒一兩天，然後轉身忙自己的生活；每一次大型貪腐案起訴，我們感嘆一下「又要拖很多年」，然後默默預期它會淡出新聞版面；我們逐漸習慣「輕案快、重案慢」「小人物好辦、大人物難辦」這套邏輯，把它視為制度自然現象。
真正可怕的不是那一只電鍋，而是我們對這一切不再感到意外。
如果不想活在「32 元比 390 萬更重」的國度 可以怎麼做？
要修復這台失衡的秤，當然不可能靠一兩條口號。至少有幾個方向是可以被具體討論的：
1.重新校準貪污罪的適用範圍與量刑梯度
讓重刑工具真正聚焦在體系性貪腐，而不是零星、金額極低、具明顯補救行為的小額越界。
把現在法務部對「5 萬元以下情節輕微案件」的修法構想，往前推進成更清楚的「比例原則」立法。
2.把「辦重案」納入司法體系的績效指標
不只是結案數，而是追蹤重大貪腐案、政治洗錢案、長期賣官案的審理年限與階段性進度。
把辦理重案的風險與時間成本，轉化為制度上的支持與保障，而不是個別承辦者的職涯賭注。
3.讓案件時間分布完全透明
定期公開不同類型案件的平均審理時間，尤其是重大貪瀆、重大經濟犯罪與人身自由受限案件。
用資料讓社會具體看見：是哪些類型的案子在司法系統中「特別輕盈」、哪些「特別沉重」。
4.承認體制有疲倦，而不是假裝無所不能
一個誠實面對資源、案量與政治壓力的體系，才有可能說服公民：我們知道秤壞了，正在修。
法官、檢察官團體與法律學界，也需要主動把這些結構困境說出來，而不是只在學術會議或年報裡輕描淡寫。
我們還願不願意「嫌棄」這個秤？
正義不會用巨響宣告老化。它只會在某個平凡的早晨，讓我們突然發現：
司法不是完全失效，而是長期疲倦；正義不是徹底死亡，而是悄悄變輕；我們習慣了輕案被迅速審判，重案在時間裡消失。
真正決定正義方向的，不是那只 32 元的電鍋，也不是那筆 390 萬的賣官現金，而是我們是否還願意對這種失衡感到不耐、覺得不對勁，甚至——嫌棄它。
當有一天，社會完全停止追問：為什麼 32 元可以這麼快定罪，而 390 萬卻永遠審不完？那一天起，輸掉的就不只是某個清潔員的人生，不只是六法全書的威信，而是我們仍願相信「正義有重量」的最後一點天真。
在一個失去天真的國度，很難再談什麼法治，頂多只剩下一套精緻而疲憊的程序機器——在那裡，六法全書變成六法全「輸」，因為正義的秤壞掉了，壞得無聲無息。
▼司法不是完全失效，而是長期疲倦；正義不是徹底死亡，而是悄悄變輕；我們習慣了輕案被迅速審判，重案在時間裡消失。（圖／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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