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去日本上班族之後的日子－－無所遁逃的上班族

老侯

最近，我的台灣朋友們到日本來看我，來了一團又一團，我當自己人緣好，正在美得冒泡時，只聽大家眾口一聲地說：日幣貶，看你和到木柵看猩猩都差不多便宜，當然不來白不來。

日本近，再加上日圓貶，台灣來日的觀光人潮擋也擋不住。前一陣子，馬總統向日方代表抱怨，說台灣對日本的觀光產業處於大幅逆差狀態，要日本檢討，且連抱怨了兩回。依我看，這不是日本單方面檢討就能改善的，「貶日圓、救經濟」，本來就在日本內閣計畫中，你們的鈔票跑到人家的口袋裡，人家只會越「檢討」越得意。

既然大家都愛來日本、特別是來東京玩，我忍不住建議各位看倌：您若是闔家前來，可別因為初來乍到，按捺不住興奮情緒，一早就趕搭電車到處閒晃。如果是碰到通勤高峰時間，一個弄不好，就會搞得妻離子散、身首異處。

甚麼叫做「妻離子散」？您闔家搭車，和一群上班族擠在車廂裡，您的夫人被擠到天之涯，您的一雙兒女被擠到海之角，您又自顧不暇，擠在門口進退兩難，如此，不到目的地，全家再難團圓，這就叫「妻離子散」。

甚麼又叫做「身首異處」？您不過是想伸個脖子查看車廂內的路線圖，被一群突然湧進車廂的OL擠得動彈不得，稍一挪動身子，瓜田李下，被人一口咬定您吃她豆腐，語言不通下，跳到黃河也洗不清，如此，除了維持歪脖子的扭曲姿態以自保，別無方法。這就叫「身首異處」。

這是有名的東京「通勤地獄」。東京上班族也早就練就一身「我入地獄，你們誰也別攔」的本事。望著早就擠得水泄不通的車廂，換成凡人，多半會打消搭車念頭，但東京上班族早就超凡入聖。車廂內密不透風的人牆，對他們而言，不是人牆，是人肉墊，擠出個凹窟窿還是能鑽。我就親眼見到一個西裝筆挺在月台等車的上班族，車廂內分明毫無空間，他連想都不想，一轉身，屁股朝著人牆猛頂，硬是頂出一個差可容人的空間後上車。

總之，除非您太想體驗東京上班族地獄般的通勤光景，我奉勸各位看倌，除非必要，別在通勤時間湊這個熱鬧。看著「滿員電車」，遠觀可也、訕笑可也、照相可也，這一照，說不定我還入了您的鏡頭。因為這就是我在東京做上班族的每日實態。

日本上班族予人勤勉的工作形象，有趣的是：根據日本「勞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所發表的最新《國際勞動比較》，日本人一個月平均工作時數為147.1，換算成每天的工作時數，則是七個小時半不到，比韓國台灣還低。都說日本上班族辛苦，卻全在數字上蒸發掉了。苦到哪去，只有天知道；至於為何而苦，則是連我這個日本上班族都不知道了。有一次，因事和台灣中國信託的銀行小姐通越洋電話，銀行小姐知道我在日本工作，興奮地說：「侯先生，您在日本上班喔？」

「是的。」我回答。

「好好喔！我好想在日本上班生活！」

銀行小姐語調異常高亢，不太像是客服小姐的應酬話。但從年輕女孩亢奮的語調聽來，我「在日本工作過日子」這一點，看來就剩下「騙美眉」的價值了。

就這樣，幾番思考後，我在日本辭去了工作，開展人生的新頁。

沒了上班族身分，本該是海闊天空，沒想到這在日本就是意味著墬入另一個階級。這是真正始料未及的。厚生年金沒了，房子租不了、房貸借不了、銀行戶頭開不了、信用卡辦不了。從前留學時，一個大陸同學半開玩笑地說：「中國算甚麼社會主義國家？日本才是！」話雖戲謔，但玩味起來確有幾分真理。日本的「會社(公司)」，與大陸當年的「人民公社」差可比擬。台灣的全民健保，是由政府主導辦理；日本上班族的健康保險，則是由「會社」所屬的產業公會自負盈虧。日本大的「會社」照料員工生活，無微不至，和當年大陸「人民公社」包辦人民生老病死一模一樣。這就是為何日本人進了「大手企業」(大公司)，就如同太監淨了身一樣，再轉型都難了。

「會社」讓員工每月拿同樣的錢，做著一樣的事，是因為「會社」幫著員工擋住了外界的經營風險，作為回報，員工自然是任勞任怨拿死薪水。我離開「會社」，就意味著我從此脫離這個井然有序的群體組織，自己承擔風險。這一點天經地義的道理，我是在獨立營業後才真正感悟。

海外仍有一片天

我離職後，一度考慮重回台灣人力市場，投石問路之下，發現台灣業者對於開拓跨國系統市場大多興趣不大（唉，人各有志），我努力培養出來的跨國經驗，看得上眼的台灣企業不多，繞了一大圈，發覺還是留在日本機會多些。閑散幾個禮拜後，有一天，接到一通電話。是一家印度系統公司在日本的負責人打來的，自我介紹名叫「莫圖」，是個印度人，但日語極其流利，看來也是在日本待久了。

「侯桑，聽說你在日本，都是負責做跨國企管系統的？」
「是的。慚愧，也只會這個。」
「呵呵，我是透過你的日本朋友介紹的。說你腦子好，溝通能力強，不知道你有沒有興趣和我們合作？我們有個大案子。」

莫圖提的日本朋友，我大概猜到是誰。當初我和這個日本朋友意氣風發決定要「一起開拓市場」，但他最終臨陣脫逃，還是回頭做上班族了。大概是基於內疚，把這送上門的機會讓給了我。

「我很樂意試試看。請問是甚麼樣的案子？」我問道。
「是一家歐洲的機械製造商，要在他們的日本分公司導入系統。我們正在和別的系統商競標。這案子金額不小，我們務必想拿下，可惜的是，我們在日本找不到合適的雙語系統人才。」莫圖解釋道。

莫圖說，不少日本人聽到這案子內容「要和老外打交道」，已經先懼了三分，再加上不景氣，敢於出來闖的人越來越少，大多數選擇在一家公司的資訊部門安穩窩著。所以找個合適的人才實在不容易。

完全符合我所料。日本年輕人逐漸「內向」，這幾年特別明顯。以絕對數來看，2011年出國觀光的日本人，共一千六百多萬。看官們要是覺得在海外見到日本人的機率不低，原因很簡單，因為日本一年就是送了這麼多人出去。但以人口比例來看的話，日本人出國的比例就不高了，在亞洲各國中，甚至還低於台灣、香港，僅僅14.6%(台灣為40.4%)。到了20多歲還沒出過國的日本人，越來越多。

我認識一個日本人，想到出國就頭疼。問他頭疼甚麼，他回答「出了國就不會點菜」。

細想一下：看著滿紙外文的菜單，不會點菜，確實是個傷腦筋的事情，但不至於要人命。「點菜」可視為難關之一，但絕對是最後才想要克服的「難關」。對於我這種天生樂觀的人而言，甚至還視為「樂趣」。

日本是個各方面都便利的國家，便利到任何一個日本人、到了任何一個海外國度，都會大感吃不消，想早早回國。便利店到處有、自動販賣機到處有、各種服務到家、連上個廁所都有自動洗屁股機...，日本越是便利，離開日本就活不下去的日本人，也就越來越多。我以前在東莞郊外做過的日資工廠專案，甚至看到日本人把洗屁股機都帶來這個窮鄉僻壤了。

所以，「點菜」問題，僅是壓死日本人的第一根稻草，怕沒便利店、怕沒自動販賣機、怕生病、怕沒法洗屁股...都是稻草，全壓上來，成了稻草堆，有幾個日本人受得了？

但，這不正是讓我這種有志於「做跨國生意」的人，有了做生意的機會？連外國長啥樣子都沒見過、想到外國就怕的日本人那麼多，這生意我們不賺，誰賺？

為了測試我的英語能力，莫圖改用英語口試，我過了關。幾天之後，莫圖再請人測試我的專業能力，我也幸運通過測試。如此這般，莫圖認定我合格了，兩人於是約在他的公司見面。

莫圖本人身材高大，膚色黝黑，在印度人當中，也算是深色人種。我後來才知道，他出身的「比哈爾邦」，是印度種姓制度中「賤民」人口極多的地方，他卻憑著自己的努力，在海外闖出一片天。知道他的身世與經歷後，真覺得自己十幾年上班族的日子過得太安穩。

莫圖和我親切握手，簡短寒暄過後，隨即進入正題，談如何一起拿下他口中的這個「大案子」。

「這家歐洲機械公司，為了替在日本的分公司導入系統，系統專案負責人早就與幾家日本當地的顧問公司接洽過。我們是透過好幾層關係，才和這家公司搭上線。他們總算願意給我們一次機會，讓我們參與競標。」莫圖道。

「這麼說來，我們算是中間殺進來的？」我問道。
「沒錯。說起來，我們起步比別的公司晚。」莫圖邊說，邊把資料攤開，和我解釋了一下這家歐洲公司的系統專案內容。
「他們在東京有公司，在靜岡有工廠。這次的系統導入，除了日本，還包含中國上海。侯桑，你是台灣人，你的中文…？」
「中文沒問題。」
「知道中國當地的會計制度？」
「知道，我在中國做過專案。」

莫圖滿意地點點頭。只是這事不是他滿意就能拍板定案，最終還得客戶說了算。但是我有信心：取悅日本人上司同事，我自忖能力不足（早放棄了）；取悅日本或老外客戶，我自視游刃有餘。

所謂「內戰外行，外戰內行」也。

於是我與莫圖簽了約。我帶領他的印度人團隊，衝鋒陷陣打這一仗。我不會再回日本公司，我也回不去台灣公司，繞了一大圈，我又到了「外商」。這次是印度商。

你不知道的印度人

我帶領的團隊共四個印度人，一個銷售系統專家，一個庫存管理系統專家，兩個開發人員，全都是資訊領域的練家子。

印度人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四肢簡單，頭腦發達。

他們四肢簡單到了甚麼程度？印度自1952年以來，56年當中，就不曾在奧運比賽中拿過一面以上的獎牌。以人口來平均，印度的獎牌數一直都是敬陪末座。2006年亞洲盃好不容易出了一個女子800米田徑銀牌選手，後來「女選手」被揭發居然是個男的。「派個男的參加女子賽，也只能跑出個第二」，笑掉人的大牙。

但也正是這麼一個體育弱國，卻傾全國之力發展IT頭腦。光是2012年一年當中，印度的IT外包產業就佔了全世界市場的58%，金額高達1000億美元以上，比中華民國去年歲出總預算還高。投身IT產業，是印度種姓制度下「賤民」的晉身機會。我的印度朋友們，自莫圖以降，全都是藉此嶄露頭角。他們做IT，有著翻身的強烈慾望，是一股不可小覷的力量。

但在日本的他們，有個致命傷：日語再精通，卻多半不懂漢字。所以，與日本籍客戶溝通，特別是書面溝通時，就得仰賴我了。

而我僅有一個禮拜多的準備時間。一個多禮拜後，就要到客戶所在做「提案」。我熟讀了客戶的資料，和我的印度團隊分析了客戶的可能需求，沙盤推演了多次，也漸漸和這幾個印度弟兄混熟。

與印度工程師們打交道有幾個小難關要克服。印度人儘管大多能說英語，但說出來的英語是出了名的難懂，說得又快，幾乎每個字要吐出來之前，總得在口中來回反彈多次，這才好不容易迸出；迸出來的字，又像上了彈簧一般，回音不斷、繞樑不絕。再來，就是印度人針對「Yes/No」的反應自成一系，表達Yes時，腦袋不是點頭，而是如同鐘擺般左右擺動。由於「Yes/No」的腦袋擺幅差異不大，常常讓人摸不清頭腦。

印度人的飲食習慣又各自不同。有的只吃雞肉，有的只吃蔬菜，大多不吃牛肉。上個餐廳，得把菜色內容過問再三，才敢動手吃。這裡說的動手，有時是真「動手」。我的印度同事，一隻手就能把餅撕開，一口一口地塞進口裡，絕不假手餐具。看得雙手拿刀叉的西洋人、或單手用筷子的東洋人，都要自嘆弗如。

這場仗的勝敗，關係到大家的溫飽。我的小組裡，一個叫「瓦拉」的印度同事，希望賺一筆錢後回家討媳婦；另一個「山繆爾」，則希望靠著在日本賺來的錢給家裡添一部摩托車。沒人能等閒視之。

瓦拉說，這案子拿下來的話，他就先請三個禮拜假，回國迎娶新娘，風風光光辦一場婚宴。

「侯桑，你有把握否 (Hou san, are you really confident) ？」瓦拉問起。
我琢磨了一下，道：「瓦拉，告訴我，你老婆到時還等你不等你？」
「當然！」瓦拉自信滿滿地回覆。
「你只要把老婆顧好，我就有把握！」

說完，大家大笑。我也笑，只是笑得不踏實。「We are the best」，真假不說，但氣氛得由我來營造。還好，印度人大多比日本人樂天。印度人邊幹活邊自哼自唱；日本人邊幹活邊自言自語。面對這樣的印度同事，我只需一點點激勵的話，大家便士氣高昂。

不眠不休把展示資料準備了四天，做出一份「提案書」簡報。莫圖過目，表示滿意。我心裡不禁大嘆：「日人印人，何相異乃爾！」簡報內容有時反映了作者的思維與個性，好壞與否，是個很主觀的東西，但在日本公司，個人主觀是無法突出的，一份「提案書」被上司改得面目全非，已屬常態；如今和印度人第一次合作，印度夥伴即對我用之不疑，我深感「得君行道」之餘，自然亟思以行動報答了。

由於客戶的系統不僅要導入日本，同時還要導入中國。在東京提企劃案當天，客戶歐洲總部請來了中日兩地的業務負責人一起參加，聽取我們系統商的企劃案。同樣參加的，還有另一家競爭廠商，OO公司。

OO公司兵強馬壯，在亞洲早就是獨霸一方的顧問公司，我聽到對手名字，老實說，心涼了一半。而客戶採取的，又是一翻兩瞪眼的做法：由客戶方面提問，兩家廠商作答。會、不會，無法以吹牛皮帶過，只能用真功夫。這是我在日本商場的第一場仗，萬萬沒想到是這樣一場硬仗。

知道是硬仗，只有硬著頭皮打。我們戰戰兢兢迎來了到客戶處提案的那一天。

短兵相接

客戶的東京分公司，位在東京「千代田區」兩個地下鐵車站之間，從哪個車站過去都差不多距離，用日文說，就叫做「中途半端」，意味著從哪個車站過去都得走一段路。我為了怕大熱天裡大家走得心浮氣躁，出了車站便叫了計程車，一行人搭車直奔客戶辦公樓所在。

我們表明身分來意後，客戶櫃台小姐對我們鞠個躬，隨即領我們進了會議室。我們明明是準時到達，但客戶會議室裡的大圓桌就幾乎坐滿了人，「會無好會」的氣氛，從一開始就明顯感受。會議桌上，歐洲面孔五、六人，坐於左側；亞洲面孔十多人，坐於右側。有幾個亞洲人，穿得特別西裝筆挺，想必是對手OO公司的人馬。

我們幾個人坐定，從包裡掏出電腦，放在會議桌上。會議主持人隨即宣布會議開始。主持人來自瑞士，是負責這次亞洲區系統導入的專案經理，出席用戶則來自日、中等國家。所以會議主要以英語進行，但用戶的英語說得有些吃力，日本分社的社長索性連英語都不會，看來雖然是歐洲公司，海外分公司和總公司之間，聯絡並不那麼緊密。

會議議程共進行兩天。主持人先把上午議程介紹完後，就正式開始會議。對手OO公司先上台做簡報，打扮體面的男顧問以日語主講，梳妝整齊的女翻譯作英語即席口譯。男的一句，女的一句，簡報內容做得中規中矩，不虧是饒富經驗的團隊。只是會議室內昏暗燈光所引起的催眠作用，不消廿分鐘，出席者多人開始夢周公。我見狀，暗自叫苦：現在尚且熬不住，等一下輪到我，豈不全體趴在桌上睡，到時誰還看我們辛苦準備的內容？

「接下來，請XX公司的侯先生為我們解說。」

輪我了。台下幾個出席者揉揉眼睛，強打起精神。看著他們的模樣，我想，等一下開講，大家重夢周公，恐怕只是時間的問題。我臨時想出了一個台詞。

「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紹。想必大家看我的臉，都猜出七分了：我是台灣人。」這話分別以英、日語說出，說完隨即暫停。

台下先是鴉雀無聲。幾秒的沉默過後，一個意識到這是個笑話的歐洲人，首先大聲笑道：「Sorry, I can’t tell the difference (對不起，我不知道哪裏不一樣)」話一出，全場跟著笑成一片。幾個本來昏昏欲睡的出席者，似乎也跟著精神一振，笑出了聲。就連對手公司的幾個人，也忍不住掩著嘴笑。

我安心了。睡魔趕走之後，接下來只要照著事先準備好的簡報，行雲流水地說完即可。為了讓與會者多所參與，我加了一些互動問題，讓各國用戶「各言爾志」，只是老中說英語，「six」發音像「sex」；老日說英語，「fax」發音像「fuc#」。各自陳述對系統的需求時，老日說：「We want to fuc# our customers」，老中說：「We have sex offices」，用戶們語音才落，遠遠見到我的印度同事個個如鐘擺般搖頭。如此這般，一場多國口音夾雜的的會議，開得活色生香，大家從頭到尾忍俊不禁。但是很明顯，全場已經被我的節奏掌握，彼此互動熱烈，從頭到尾聽完簡報。雖不敢說這是一場「成功」的簡報，起碼這已經註定不會是「失敗」的簡報。

我走下台，不知何時，莫圖也來到場，微笑地看了我的表現。他拍拍我的肩，用日語讚道：「侯桑，不錯。」

上午的考驗過了，進入中午休息時間。客戶為我們顧問公司人員準備了便當，我們就在會議室用餐。印度同事們吃不了日式便當，結伴到外面餐廳覓食，會議室內就剩我和對手OO公司的人員。我們禮貌性地閒話家常。OO公司的人好奇我的背景，彼此閒聊了一番。

「其實，我們身為日本人，也不愛做日本公司的案子。就算是到海外做也不樂意為日本公司做。」OO公司一名叫內藤的顧問私下和我這麼說。

「為什麼？」我問道。
「細かい（太瑣碎了），難搞。日本客戶的要求吹毛求疵不說，有時僅僅為了一個系統功能，比方說，單純做個『應收帳款管理』，客戶的需求不斷堆高，堆到最後，非得要幾個顧問一起來才勉強做得成。所以，可能的話，我們也想搶歐美客戶的案子。畢竟好做多了。」
「那倒是。」
「侯桑，多多指教了（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內藤深深地鞠了個躬，禮數周到地展現風度。
「哪裡哪裡，彼此彼此。」我也回了禮。

這類的話，我在台灣也聽過不少。論起吹毛求疵，可能日本客戶遠在台灣客戶之上。但論起何者「難搞」，則台灣客戶絕對不比日本客戶「好搞」。台灣客戶普遍樽節開支，一個系統案子，在七折八扣下，廠商彼此削價競爭，甚至到了影響系統品質的程度，是最大的問題。只是，成本可量化，品質難量化，當下省的錢，立刻反映在當年度的營收上；但犧牲掉的品質，往往多年之後才會嘗到惡果。

下午，進行另一個議程。客戶提出他們面臨的問題，希望從我們系統顧問得到解答。

「我們很想知道我們國家消費稅調漲到8%時，你們設計的系統有沒有辦法迅速對應？」

這是日本客戶會計部門的人員提出的問題。

講到日本的消費稅，就不得不提神仙也難救的日本「公債」。日本的公債是日本國民總生產毛額的兩倍。白話地說，等於一圓日幣的錢才賺到手，就得還兩圓日幣的債。用資產負債表來看，2012年底，日本共有負債1088兆日圓，資産總額卻僅有626兆日圓，幾乎是把整個日本都賣了也還不起錢。日本再不增稅，則國家何時破產都不奇怪。調漲消費稅是必走的路，但一次調漲太多，對經濟打擊面太大，所以日本政府計畫分段實施。第一次從5%調到8%，接下來再從8%調到10%。調到10%之後，是否就不會再調，誰也難預料。但每調一次，日本各公司的資訊系統就得更動一次，意味著我們系統顧問又能多賺一次。

OO公司的顧問似乎對此成竹在胸，立刻答覆道：「系統的更動相當簡單，只需把系統裡關於消費稅的設定，從5%改成8%就可以了。」

顧問說完，翻譯也說完，瑞士籍的專案經理滿意地點點頭。

我聽了一肚子狐疑，私下問了銷售系統專家瓦拉：「有那麼簡單嗎？」

瓦拉稍加思索，低頭小聲對我道：「當然沒那麼簡單，我在印度就改過。改消費稅的當下，未出貨的銷售訂單、未到貨的訂購單、退貨的發票，該維持舊稅率？還是新稅率？OO公司的顧問一個字沒提。侯桑，我們打回去！」

「瓦拉，有你的，你準備娶老婆吧！」我誇完他後，立刻舉手道：「對不起，我們想補充一點。」

專案經理看了我一眼後，示意讓我回答。

「村山首相決定調漲消費稅那年，我在日本念書，記憶猶新，因為他一決定要調到5%，就把我嚇回國了。所以算一算，5%的稅率從那時維持到現在，都十多年了，誰也不敢說自己有著豐富的『更改消費稅設定的經驗』，」我笑了一下：「包括OO公司的顧問也一樣，對吧？」

OO公司的人面面相覷答不出話。

「所以，我們有這方面經驗豐富的印度顧問。根據我們顧問的評估，系統除了要改稅率，還得掌握訂單和退貨，」我再加了一句：「這種事，得找真正有改稅經驗的外國顧問。可能日本經驗派不上用場。」

客戶的會計部經理像是恍然大悟，拍起桌子喊道：「なるほど（原來如此）！」

就這樣，下午的會，我們再度奪回主導權。我們對中國用戶解釋了中國企管系統的做法，對日本用戶說明日本特有的系統架構，一天下來，幾乎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以一個外籍兵團而言，我們算是表現不俗。會後，我和印度同事們相視而笑：「我們大概贏定了！」

這個信心，一直維持到第二天的上午。

急轉直下

第二天一早，我們來到客戶公司的會議室。這天下午要與客戶歐洲總部的全球專案負責人做電話會議。

OO公司的人早就到場，像是竊竊私語些甚麼，一看到我們出現，卻又停止了討論，氣氛明顯詭異。我沒放在心上。我把公事包放好，走到了茶水間倒水，見到OO公司的內藤顧問一個人在茶水間裡。

「どうも、こんにちは（您好呀）。」我禮貌性地打了個招呼。

內藤也回了禮，眼神卻有些飄忽。我邊倒水，邊聊些天氣等閒話。內藤附和了幾句後，看看周遭無人，突然壓低聲音對我說：「侯桑，我們查了…。」

「恩？查了？」我聽得一頭霧水。
「透過認識的人查了你以前的公司，知道了一些你的事。」

看著內藤的表情，我深知OO公司「查到」的，必然不是我的「豐功偉業」。

我當初為了和日本同事吵了一架憤而離職，這是我人生僅有的一次意氣用事。如果OO公司有心，大可以拿此借題發揮，「侯桑不合群」、「侯桑不勝任」…風評只需簡單一句，卻足以讓我百口莫辯。顧問業界是個封閉的圈子，具備了壞事傳千里的所有條件，換成日本也一樣。

我依稀想起內藤昨天和我閒聊時，是邊談話邊抄筆記的。當時只暗自笑日本人迂，連閒聊也要「記重點」，這下全明白了。

「對不起，昨天公司都知道我和你聊了天，所以，從我這裡探聽了一些你的事情，再透過認識的人問到你以前的公司…。」內藤說時帶著慚愧，表情像極了日本電器行裡為了「商品缺貨」向客戶道歉的店員。只要稍加訓練，任何日本服務業從業人員的表情都能做出這樣專業的「愧色」。

「いいえ、いいえ(沒事沒事)」我故作鎮靜道：「この業界って狭いっすね(這圈子真小呀)」。

我胡亂說了幾句應酬話後，就匆匆走出茶水間。

「侯桑，」突然內藤從背後叫住我：「你倒的水忘了拿走！」我回頭，勉強擠出笑容，轉身去取我的水杯。「侯さん、大丈夫？（侯桑，沒事吧）」內藤追問道。我連聲「はい（是的）」之後，離開了茶水間。

現在就斷定內藤是敵是友，尚嫌過早，但就「擾亂軍心」這一點來看，他的目的確實達成了。接下來的議程，我如同洩了氣的皮球，客戶的問答我都聽得左耳進右耳出，客戶感受到了，我的團隊更感受到了。我必須承認，我實在不具備談笑用兵的資質。商場就是戰場，OO公司沒有對我手軟的道理，想到這一點，我的樂觀情緒完全消失。

「侯桑，」瓦拉關心地問：「Are you alright?」

我回過神，強打起精神，還是重複那句話：「你只要把老婆顧好。I am alright.」

這是色厲內荏了。他顧老婆，誰顧我？看著OO公司的顧問不時與客戶專案經理交頭接耳，對此刻的我而言，全是磨刀霍霍，杯弓蛇影。我極可能被這個專案掃地出門，莫圖對我的信任自此瓦解，我在這個業界再無立錐之地…。I am not alright！

休息時間，莫圖不知何時出現在我面前，把我叫到另一個小會議室。

「侯桑，…」莫圖和我對坐，欲言又止了半晌，結果還是開了口：「there are some discussions going on（我們正在談一點事）」
「甚麼事？」我問道，但幾乎猜到八分，心裡已經做了最壞打算。
「我猜客戶大概從別處聽來甚麼了。客戶說，…客戶說，如果侯桑代表我們公司主持這個專案，他們可能無法與我們合作。」

果然，這是我能預想到的最壞狀況，莫圖親口說出，算是利空出盡了。

「但是，今天的會總要開。我和客戶說了，關於侯桑，我們會另外安排。你別消沉，下午你還是代表我們把會開完吧。」

我點點頭答應。氣早就洩得差不多，莫圖的話更讓我一路洩到底。翻盤沒可能了，下午是和客戶歐洲總部專案負責人的電話會議，電話會議完，我就被請出專案。我成了個道地的瘟神。

下午，我有一搭沒一搭地開著會，幸虧內容不是那麼重要，也可能是我自動「視為」不重要。就這樣熬到了三點，正式與歐洲全球專案負責人開始電話會議時，卻遇到了我生平最戲劇性的一刻。

全球專案負責人，彼特(Peter)，是個很容易記的名字。生平已不知道遇過多少彼特，洋人彼特與華人彼特。透過會議室的電話會議設備，彼特和大家親切地打招呼。

「大家好，KONICHIWA（日語的「你好」）。」
「嗨，彼特好！」
「你們該是下午了吧？我們這裡是早上。」
「是的，我們是下午。你剛睡醒？」瑞士籍的專案經理促狹道。

兩人寒暄了一下之後，彼特突然話鋒一轉：「侯桑在嗎？」

會場的目光全投向我。我今日的表現與昨天完全不同，幾乎沒做過一句發言。聽到叫喚我的聲音，我像是醒了一般，繃緊了神經，應了一聲：「Yes！」

「侯桑，你忘了我了？我是B集團的彼特！」

B集團？我在回憶裡翻攪一番，總算想起了這個荷蘭籍「B集團的彼特」。我精神大振，起身快步走到電話會議麥克風旁道：「Hi, Peter, how can I forget you!!（彼特，我當然沒忘記你）」

在離開前一份工作○○株式會社前，我曾與其他同事被公司派到這家歐洲「B集團」東京分公司，擔任他們系統更新計畫的顧問。彼特就是當時「B集團」這個專案的負責人。我們人馬浩浩蕩蕩進駐了一天，就被告知「B集團」因為去年財報結果出現大幅赤字，今年必須節省開支，「系統更新的計畫無限延期」。這個消息正是由彼特發電子信告訴大家的。

僅僅待了一天，就被告知收攤，大家都覺得錯愕。我還記得當時同事們彼此苦笑，收拾打包的情景。

當時，我突然想到一個主意：「發個信給彼特，給他打打氣吧。」為此，我和我們的專案主管提了一下。

「余計なことしなくてもいい（別沒事找事），」專案主管一句話就把我否決了：「這是業務人員該做的，不是你做的。」

話雖如此，我還是在事後偷空發了電子信給彼特，信中除了對他們B集團的狀況感到遺憾之外，我還這麼激勵他：「我相信我們會在東京再見面！」

這是將近一年前的事情了。我只知道後來彼特也跳了槽，但萬萬沒想到彼特現在在這家客戶做起了全球企管系統負責人。

「侯桑，你說中了，我們又在東京見面了，呵呵！」彼特說著，兩人光是敘舊就談了五分鐘，其他會議出席者好奇地看著我和彼特的交談，完全不知道我和這位「全球系統專案負責人」之間有著甚麼淵源。

這個專案後來花落誰家，不須我多做交代了。瓦拉下個月就要結婚（比預計延期了）；山繆爾則早買了摩托車；而我也總算在東京有了一筆遠高於一般上班族的收入。

彼特事後和我聊天時，這麼說著當時的心情：「B集團說要縮緊預算，接著就是裁員。我對你們公司很抱歉，但我自己也是惶惶不安，因為自己可能就是裁員對象之一。」彼特描述的狀況，完全在我的想像當中。若非公司財政惡化、必須採取斷然措施，一般來講，這種毀棄商業契約的事情，是不太可能做的。B集團當時必然遭遇大變。

「在這種狀況下，侯桑，你發的那封mail，確實讓我看了很受用。一封鼓勵我的信，居然是來自外部顧問，你們的銷售業務都沒那麼貼心。呵呵。」彼特笑了笑，接著說：「日本人做事很守規矩，但你做事很講感情。一個講感情的人，是不可能丟下客戶不管的。這個專案我要定你了。」

這是我在異鄉商場的第一仗。如今想想，還是充滿了太多的不可思議。所謂「交友須帶三分俠氣，做人要存一點素心」，這是我們華人最樸質的做人基調，連翻成外文都難，卻在意想不到的時刻、意想不到的地方，發揮了不可思議的力量。

做人，不就是那麼回事嗎？

就這樣，我又重回到每日擠電車的日子，您下回若來東京，看著「滿員電車」，遠觀可也、訕笑可也、照相可也，若在壅擠的人群中，碰巧看到一張擠得變形的笑臉，呵呵，那多半是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