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欽
最高法院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駁回味全少東楊世銘的上訴，全案因此確定，如此迅速的原因，正在於避免適用《刑事妥速審判法》第5條第3項，即關於審判中的羈押期間不得超過八年。從此結果觀察，《刑事妥速審判法》已成為法院便宜行事的正當化理由。
由於我國第一審與第二審，皆採取事實審的審理結構，因此，明明在第一審已經調查過的事實，在第二審卻又得重來一次，訴訟必也因此延宕。而雖然第三審採取法律審，且也限制對輕罪的上訴權，但在重罪，尤其是涉及死刑的案件時，或基於慎重、或不敢於為死刑判決，最高法院即常以事實「應調查而未調查」之理由發回高院，而使案件陷入在不斷上訴與發回更審的惡性循環中，以致於重罪案件的審理期間，動輒十年以上仍未確定者，已屬於一種常態。此不僅耗費司法資源，更損及被告的迅速審判權，而使其可能在死刑、無期徒刑，甚或在有罪、無罪間徘徊。
而在2010年4月23日，立法院通過《刑事妥速審判法》，即是為了解決訴訟延宕的弊端。而其中的第7條即規定，從第一審審理開始，若經八年而未能確定，經被告聲請，而由法院認為有損及被告迅速審判的權利時，即可酌量減輕其刑。惟以案件延宕為由，來為減刑的基礎，顯然混淆了實體與程序的區別，更可使法官依此法條，而不為證據調查，而直接為判決。且案件遲遲無法確定，原因正在於法院，而非被告，但減刑與否，卻仍是委由法官的恣意裁量。則如此的立法，到底是為保障被告的訴訟權，還是給予法院的權宜之計，實已模糊。
而為了解決重罪被告，因案件懸而未決遭長期羈押的問題，特別在《刑事妥速審判法》第5條第2項，調整了《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5項，對重罪無羈押次數的限制，即審判中的延押次數在第一審、第二審以6次、第三審以1次為限制；亦在同條第2項，對於審判中的羈押期間，為累計不得超過8年的限定，若超過此期間，而仍未確定，即視為撤銷羈押，法院須無條件放人；且依據第13條第1項，此法亦溯及於施行前，已繫屬而尚未確定的案件，以避免被告遭無限期的羈押。
惟根據《刑事妥速審判法》法第14條，第5條的規定，卻要到今年5月19日才生效，而這些懸而未決的案件，之所以拖這麼久，正在於其有高度的爭議性，若又再發回，等到此條文生效，勢必得全為釋放，雖被告獲得解脫，卻可能引發被害家屬與輿論的強烈反彈，與其如此，不如迅速將案件確定，以避免大限的到來。這也是為何，這兩年來，已有將近三十個久而未決的案件，因此被確定的原因所在。所以，時序至今，在味全少東楊世銘的案件也遭急速確定下，目前判決尚未確定，羈押期間超過八年的案件，竟只剩下徐自強案，《刑事妥速審判法》早已喪失確保被告迅審權的初衷，而成為名符其實的「法院權宜法」。
而法院的如此便宜行事，卻仍得面對，在重罪羈押期間有所限制下，如何確保被告就審的問題。尤其是當初《刑事妥速審判法》立法時，之所以將第5條延後二年才生效，正是給主管機關一定的緩衝期，以為相對應的替代羈押手段。惟此段時間，卻看不出法務部與司法院有任何作為，尤其以電子監控來彌補人力監控不足的配套，研議雖已多年，卻不見草案的提出，如此的懈怠與不作為，何能面對未來？
更令人詬病的是，原本想藉由《刑事妥速審判法》來改善現行審判長期化的現象，以來保障被告迅審權的目的，施行至今，不僅審判延宕的弊病未見改善，此法反成為法院推掉燙手山芋的最佳藉口，讓人感到錯愕，司法改革也因此在原地踏步。
●作者吳景欽，博，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投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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