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自川普上台以來,已展現出台北與華府斷交迄今,對台最為友好之態度。(圖/路透社)
●張登及/台大政治學系教授,偏見是喜歡從歷史與結構兩個角度出發,去探索國際關係、兩岸關係與地緣政治條件下,人的處境。
日前美國眾議院再度以無異議通過一項友台法案,內容要求國務院需研議策略以幫助台灣重新恢復世界衛生組織(WHO)觀察員之地位。儘管本案仍須交由參議院表決,預料也將順利獲得通過。包括早前通過的台灣旅行法(TRA)、2019國防授權法、亞洲再保證法(ARIA)等,分別要求美國國防部協助台灣評估提升指管通情與招募、採購、研發事務;允許美台所有層級官員在美台兩地參與正式活動;國務院與國防部且有義務於限期內向國會提出相關事項之報告,美國自川普上台以來,已展現出台北與華府斷交迄今,對台最為友好之態度。
這些新發展,執政黨上台更加努力經營台美友好固有建樹,旅美台灣僑團多年積極奔走、我駐美代表處人員長期經營,竭盡有形無形力量資源,爭取美方親台議員與學術政策機構,皆功不可沒。不過必須客觀坦誠地認識到,台美親善不是兩國權力極不對稱下,僅憑台方渾身解數可以建功。台北當然要練好基本功,但最關鍵的變數,毫無疑問的是在台灣影響力之外的美中關係本身,其量變逐漸產生了質變。
國際體系量變而生質變
美中關係量變非僅一日,所以有美方學者稱此為「百年馬拉松」。國際政治最重要的「量變」,就是主要大國權力結構的改變。蘇聯瓦解,美國獨居體系霸主地位二十餘年,但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美方各界早已時刻注意霸主之下是否明確出現「首極」。90年代末至今俄、中、法等大國曾唱和的「多極化」,絕非體系霸主可以容忍;海洋自由航行的「現狀」,必然是霸主之自由航行不受威脅。從加勒比海、巴拿馬運河到荷莫茲海峽、麻六甲海峽以迄台灣海峽、津輕海峽,現狀中最佔優勢的力量不能受到挑戰,這絕非道德理論可以苛責,而是「國家理性」(reason of state)之必然。
早在2000年前後中國經濟總量僅及美國七分之一、國防費僅及美國二十分之一時,美歐即出現憂慮中國挑戰之遠見。經過大中東戰爭、2008年經濟危機的消耗,加上北京中國特色的「舉國體制」掌握十年的戰略機遇,今日中國經濟體量已經達到美國的六成,國防費接近美國三成,如果用購買力平價(purchase power parity)估計,雙方物質性實力已經更加接近,中國毫無疑問已經超越美國以外體系各「極」,成為「霸主下首極」。國際關係研究中長期關切的「權力移轉」(power transition)啟動戰爭,更早於去年訪台的名家艾利森(G. Allison)所提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明確說到體系前兩強物質性實力差距小於20%,開戰的機會極大。
川普寓守於攻、台灣應善用台美友好時刻
川普總統從中國成為一極乃至未來復興所繫的「經濟」對華發起貿易戰攻勢,可以說是最釜底抽薪,成本較低、寓守於攻的明快之舉,而且川普毫不掩飾這一「陽謀」,自翊為永保第一、削弱對手、預防戰爭的傑作。如此觀之,勞民傷財、四處佈署重兵、消耗美國納稅人財富倒貼盟友、重建冷戰與全球圍堵,或許是傳統共和黨或新保守派的夢想,但絕非精打細算大交易家的上算。
從這一點看,台北必須特別慎重把握當前台美的友好時刻(moment of friendship)。理由十分簡單,第一、美方學界也明確知道,霸權可以延伸,但世界上沒有永遠的霸主,自然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北約內部尚且分親疏,五眼(five eyes)越趨居中而使遭到訕笑的法德另行締約籌組聯軍,冷暖可知。第二、台美友好,主動權在華府而非台北,轉動的主軸是美中關係而非台美關係。難得美國府會衝突下對友台有共識,台灣可以乘勢而作,但不能濫用友誼。第三、台灣議題是北京的核心利益,但不是排位最為迫切的利益,其間最要害的第三方就是美國。前者解釋了為何中共不敢宣示放棄武力解決,後者則矛盾地說明了它仍願意在貿易戰讓步、仍舊堅持努力和平解決台海問題,因為中共第一個「百年」的答卷題目本就沒有台灣,只有小康、脫貧、經濟。
當此難得台美友好時刻,台方必須為美國留下霸主運籌美中關係的空間,使美國行政權在落實寬泛的立法要求,又要應付美中在全球眾多問題競價時,體察到台方的細膩。美國國會支持我國回復世衛「觀察員」,自有盡在不言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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