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為習提「兩制」臺灣方案和民主協商,重點不是方案,而是協商。(圖/翻攝CCTV+)
●趙春山/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
「習五條」提及探索「兩制」臺灣方案和民主協商,這是習近平該次講話的兩個要點。他或許認為,這是針對內外形勢變化,為解決臺灣問題,提出一個與時俱進的新構想。
「一國兩制」是鄧小平在1982年1月提出來的。這個概念透過同年12月中共召開「全國人大」五屆五次會議時,通過《憲法》第三十一條有關「設立特別行政區」的規定,取得了法律的基礎。1983年6月,鄧再進一步提出「實現臺灣和祖國大陸的和平統一」的「鄧六條」,具體和系統化地敘述了他的一國兩制概念。
許多人忽略了,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概念,是受到列寧「和平共存」觀念的影響。列寧當初注意到一個事實,即各國之間並非同時過渡到新社會主義制度,因此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會同時存在。儘管政府以及社會制度不同,他們商業上的接觸是不可避免的。列寧強調,不僅社會主義國家需要從事國際經濟關係及貿易行為,資本主義國家也有此需要,這給和平共存一個實際的基礎。
▲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概念,是受到列寧「和平共存」觀念的影響。圖為中國建政70周年閱兵典禮。(圖/路透社)
所以從策略看,中共當初認為,透過一國兩制的設計,可使臺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和技術力量,補充大陸經濟,並加快「四化」建設。這是列寧利用資本主義戰略思想的發展,把利用資產階級資本的想法,擴大或允許在社會主義國家存在二到三個資本主義地區。目前兩岸的力量對比此消彼長,中共推動一國兩制的動機,已超越當初的經濟利益考量。
我認為,習提「兩制」臺灣方案和民主協商,重點不是方案,而是協商。即把兩岸的對話,從「要不要統一」,導向「如何統一」。但習強調的協商對象,必須有「堅持九二共識,反對臺獨的共同政治基礎」。結果會是:民進黨沒有門票,但樂得出局;國民黨取得入場券,但笑不出來。
因為就國、共兩黨過去的鬥爭經驗看,民主協商就是統一戰線的運用。在那時候,統戰可不是用來「交朋友」的;但國共現在的關係,已大大不同。
2019年4月,我參加由華中師範大學主辦,在武漢舉行的「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研討會。由於時間是在「習五條」發布後,故兩岸執政當局都很關注。與會的兩岸學者對民族復興有較大的共識;但對統一則有不同的看法。我想,這就是制度不同的問題。習近平說「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礙,更不是分裂的藉口。」我同意分裂不能拿制度當作藉口,但統一卻必須克服制度的障礙。
涉及民主協商,我為大會撰寫的論文強調,應廣納百川。所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提出的意見,可欲不見得可行;沒有可行性,當然就沒有可能性。但如果先入為主,有了定見再談,怎麼稱之為民主協商?
臺灣各種民調顯示,「一國兩制」是不受民意支持的。因為「一國兩制」既是統一後的制度性安排,臺灣又被視為一個特別行政區,故儘管中共不斷強調兩制並存,沒有誰吃掉誰的問題,但因存在中央與地方的差別,臺灣人民認為接受「一國兩制」,還是有被吃掉的感覺。何況,受香港「佔中事件」和所謂「反送中事件」的影響,「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留給臺灣民眾的是負面印象,他們懷疑中共所提五十年不變的承諾,擔心臺灣會成為另一個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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