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則為“The calamity facing Joe Biden and the Democrats”一文的分析。（圖／The Economist）
（編按：《雲論》特別企劃「解讀經濟學人》」專欄，盼從每週重要的政經時事出發，邀請專家學者解析評論，提供台灣經濟與產業政策前進的動能，讓讀者與全球政經時事零距離。）
● 單驥／國立中央大學終身榮譽教授、APIAA院士
《經濟學人》11月6日以拜登政府一年後（One year on）為封面故事，深入分析其被卡死（Stuck in Place）的「重建美好美國法案」（Build Back Better Bill）社福大政策。
主題報導摘述
就美國現今的經社變化而言，出現許多不利且不均的危機。美國的研究顯示：以1940年代為例，那時出生的孩子，在他們30歲時，有90%的機率，收入會比自己父母為多，但在1980年代時，這機率已降至50%。此外，美國具大專學位者的真實工資較不具大專學位者高出86%；而美國不具大專學位者，不但更易退出勞動市場、健康狀況相對更差，且自1979年以來，他們的真實工資也所增無幾。
▲美國不具大專學位者，不但更易退出勞動市場、健康狀況相對更差。（示意圖／路透）
家庭背景也很重要，在美國，家庭收入在最低25%的社會底層家庭子女，日後要能躋身到全美最高25%家庭收入的機率只有7.5%，遠低於歐洲許多國家的11%。當然，黑人家庭翻身的可能性更低。
美國的相關研究也顯示，若父親收入是其鄰家收入的2倍時，則其子女日後收入也可能較其鄰家高出60%。而此遠較法國（41%），德國（32%），荷蘭（15%）為高，而只比巴西（70%）為低。
上述統計揭露出一個殘酷的事實：它不但大幅壓縮美國社會跨世代所得流動（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 mobility）的可能，也讓美國跨世代的所得不均問題更加惡化，且會造成勞動市場上的兩極化（polarized labour market）。
另美國相關學者也利用美國政府的退稅資料分析後發現：美國人收入上的可能社會流動走向，會深受其所居處區位（即不同州大環境）的影響。具體而言，若生長在美國中南部如密西西比、南卡、阿拉巴馬、田納西等州低收入戶的子女們，他們只有7%不到的機率，在其成年後的收入，會擠進全美前20%高收入的群組中；相對的，在加州，低收入家庭子女，日後會成為前20%高收入者的機率，就高達20%左右。另研究發現，整體而言，住在較好學區、有較穩定的家庭結構及較低的隔離（lower segregation）等社經因素正面影響下，不但能改善下一代美國人的收入，且更能引導其向上移動。
▲根據美國聯準會的分析，美國財富高度集中於百分之一的富人身上。（圖／路透）
另美國聯準會也做了美國財富分配（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wealth）的分析，研究顯示，以2021年第二季為例，美國百分1最富有的人，他們擁有的總財富（wealth）較排在中間百分之60（middle 60%）者的總財富還要多。
此外，美國國會預算局（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的研究也顯示，於2018年時，所得最高前20%的美國人，他們總所得占國民所得（national income）的比率，已達49%，而當年所得排在中間百分之60者的對應比率，僅有45%。
為此，如何處理現今美國所面臨的「困局」？拜登政府的宏偉對策包括：對家庭子女扶養的大幅租稅減免（a generous child-tax credit）、普遍的（universal）幼兒園及子女照顧補貼、社區大學二年免學費補助、800億美元的勞工再訓練、勞工病假期間的工資補助方案等等。爾今，不出所料地，這些方案在國會中，正面臨嚴酷的批評、削減且快速退讓中。
▲美國國會大廈（United States Capitol）。（圖／路透社）
在諸多問題中，最大的難題在於，財源應從何而來？是仿效歐洲國家以高額的累進稅再加上遺產稅嗎？在美國參議院50票對50票的兩黨對決中，是行不通的，那怕同黨議員跑了一票，都能否決拜登法案。此外，同黨（民主黨）議員更要求給有錢人更多的租稅減免，包括每年900億的租稅減免給有錢人外，且其中，竟有54%的免稅，是給那些金字塔頂端1%最有錢的人。
現今拜登政府在阿富汗撤軍、維基尼亞州州長競選失利等重重困局下，《經濟學人》的社論認為，美國民主黨是否要考慮，與新、新左派（new, new left）政策保持一些距離呢？
引伸及解讀
拜登在競選時，即碰到黨內強勁對手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挑戰，而桑德斯是知名的「左翼進步派」旗手，當時，為爭取黨內提名，拜登也把桑德斯的許多政策納入自己的政綱中，以換得桑德斯的退選及黨內支持。爾今，拜登執政後，即有兌現政見及承諾的義務。
▲「左翼進步派」旗手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圖／路透）
許多社會福利的政策，不論是低收入者的生活、就學及就業上的照顧，它猶如畫下一個大餅，而這個大餅是須要有錢、有預算才有可能兌現。爾今，拜登政府的困難在於，美國政府沒錢：聯準會的QE，印鈔給美國的民間企業，不是給美國的聯邦政府，美國的民間企業若是賺了錢、繳了稅之後，美國政府也才有可能落實社會福利政策。
再者，美國企業的大老闆們，在公司賺了錢之後，也可以合法地以各種節稅的方式免繳所得稅，因此造成美國政府稅收上的一大漏洞。
而這個漏洞填補不易，這是因為，在美國民主政治下，各種選舉都花費不貲，都須龐大的政治獻金，而當選的總統或是代議士們，是無意於任何不利金主利益的政治主張，特別是與金主荷包不利的主張，因此，上述與拜登同黨議員提出的900億免稅主張，也不足為奇，只會讓問題日益嚴重。
就美國許多中產階級來說，他們須負擔主要的薪資所得稅，可說是涓滴不漏，且負擔很重，因此在2011年9月11日開始，出現了「佔領華爾街運動」。
依維基百科的說明：「活動的目標是要持續佔領紐約市金融中心區的華爾街，以反抗大公司的貪婪不公和社會的不平等，反對大公司影響美國政治，以及金錢和公司對民主、在全球經濟危機中對法律和政治的負面影響。組織者試圖通過佔領該地以實現『儘可能達到我們的要求』之目的。」
▲華爾街銅牛（Charging Bull）。（圖／路透）
當然，這個活動在美國警方的警棍與辣椒水的強制鎮壓下，無意外地終告失敗。一切就猶如「船過水無痕」般，爾今，廣大的勞動及中產階級仍要扛起這逃不掉的龐大政府支出負擔，不但上述跨世代社會所得流動、所得不均的問題無解外，美國政府的財政困局，也依然無解。
美國政府也注意到，許多國外的政府，如已開發國家的愛爾蘭，或如許多低度開發國家如多米尼加（Dominica）等，皆以低個人及公司所得稅的方式來吸引外資，挹注國家發展。拜登上任後，財政部長葉倫也於2021年4月在20國集團（G20）中，力主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且訂在百分之21，而全案經OECD國家財長多次討論後，同意降至百分之15， 10月底前20國集團（G20）財長會議中敲定最終內容後，（G20）領袖30日在羅馬舉行峰會首日，便為課徵最低15%企業稅的全球稅改協議背書。
▲各國領袖在羅馬參加G20高峰會。（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代表拜登政府的主張，或也是一種迴力鏢式的策略，拜登知道，在美國現今的政治結構下，要憑一己之力，在未過半的參議院中，推動企業加稅是件如何不容易的挑戰，也會在期中選舉時，有翻車之虞，因此，他雖說：「在財星雜誌五百強排行榜上有超過五十家企業，『三年來沒繳過半毛錢稅金』，顯然不合理。」但也無力主導修法，只能以「外銷轉內銷」的方式為之。
此事未來的發展如何，仍不得而知，原因至少有二：其一，相關媒體指出，上述百分之15的最低稅負，也涉及到跨國企業所繳巨額稅金在母國及投資國間的分享，故須簽訂雙邊或多邊協議，而此須美國國會過2/3的同意才能生效，這對拜登政府來說，當然是一大挑戰。其二，在這次中國及俄羅斯領袖缺席的20國集團（G20）會議中，上述百分之15最低稅負決議，中俄兩國，特別是中國執行的決心，仍會是關鍵。
美國財政惡化的程度很快，以今年10月為例，美國國債現已攀升至28.8兆美元，突破現行規範28.4兆美元上限。為此，葉倫憂心地示警，若美國國會再不提高美債上限，將會引發經濟衰退、金融危機等災難性後果。而穆迪分析（Moody's Analytics）也指出，若美國政府違約，美股恐崩跌33%。
▲美國財政惡化的程度很快，以今年10月為例，美國國債現已攀升至28.8兆美元，突破現行規範28.4兆美元上限。（圖／U.S. National Debt Clock）
美國國會在兩黨惡鬥連連下，是不會讓這事善了，但也不會讓它真的鬧成新一輪的經濟危機，故終須彼此勉強妥協，而其代價就是，民主黨核心價值之一的社會福利支出，在可預見的未來，將難以實現。
民主黨執政下的美國，不但承繼川普的反中大旗，且在經濟及社會福利政策下，亦難脫川普主導下的右派經濟政策的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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