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立委林楚茵質詢金管會主委黃天牧。（圖／林楚茵辦公室提供）
朱立／金融實務工作
金管會在2020年懲處新光人壽董事長吳東進停止職務，又對新壽投資長袁宏隆解職，一年多後，金管會再祭處分，認為新光金董事長許澎未善盡督導管理之責，停止許澎的董事職務3個月。金管會一連串對新光金控裁罰案，可以看出金融監理的法治困境。
第一， 對大股東的管理。金管會「因案」將國內金控大股東解（停）職，先後包括國票金控、中信金控、開發金控、元大金控、永豐金控、兆豐金控等，金管會認為被解（停）職的負責人是大股東，就可能產生「遙控」情形。作為主管機關，沒有證據的認定，不符法治程序。
儘管金管會強調，金融業應該重視公司治理，但在公司法對於（獨立）董事的提名制度、或是法人為股東時，須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的法條未修正前，要求公司管理（經營）階層，不得主動或應大股東要求，向非公司負責人的大股東報告業務或政策，否則悖離公司治理的原則；金管會這種要求，大股東只能坐領股利（息）的天真想法，無疑是明知無期待可能性的存在，卻又對人性抱著高度期待。
第二， 對於經理人停職或解職的適法性。每個人都有工作權，這是憲法賦予人民的基本權利保障，如果要限制人民的基本權利，必須符合憲法第23條「法律保留」的規定，也就是說，除非是為了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金管會在公告對金融從業人員、金控負責人的祭出解職或停職的處分，或引用金控法第54條、保險法第149條、銀行法第61條之1，解除相關人等的職務或停止一定期間內執行職務。金管會下處分，當然也要符合憲法第廿三條的精神與規範。然而，金管會的處分「一定期間」，卻是如同過去刑法保安處分，使用「不確定的法律概念」，損害人民在憲法上的基本權利。或許金管會主張，所謂的「一定期間」，在金融控股公司發起人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負責人兼職限制及應遵行事項準則等法規中有規定，但金管會似乎忘記法律保留原則乃憲法位階，具有最高位階性，既然是最高位階，也就是最高效力，任何法律命令皆不得抵觸憲法。。
大股東不具負責人身分介入經營管理的問題，絕對不會只存在金控業，金管會雖已要求銀行公會研究國外對於大股東的管理，並在半年內提出對策，但如果無法解決前述公司法的規定，或是對於大股東不具董事或負責人身份者，僅依賴禁止規定，限制其介入公司經營或管理，施行後恐又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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