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法官將於2023年正式上路；圖為台北地院國民法官法庭。（圖／記者黃哲民攝）
● 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
台南殺警案凶嫌林信吾，被檢察官以強盜殺人、殺人與妨害公務等罪起訴，並具體求處死刑。惟五年來，判死刑確定者僅三件，去年更無一人死刑確定，則此等不判死的司法現況，是否會因國民法官參與審判，有所改變呢？
國民法官評議殺人罪 重點在於當事人行為時有無責任能力
明年實施的國民法官法，是由三位法官與六位國民法官組合議庭審判，且前三年，是以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案件為審理範圍，如殺人、酒駕致死、故意傷害致死等罪。至於國民法官，不僅要與法官為有罪、無罪認定，更得在有罪後，一樣與法官進行量刑評議。故其所須承擔責任，自屬重大，尤其在面對殺人罪時，更得面臨判不判死的難題。
在大部分殺人案審理，重點非在有無殺人事實，而在行為時，是否處於無責任能力狀態。這馬上出現的問題，即是在被告並無精神疾病史，且行凶之後，又能冷靜湮滅事證或製造斷點，以躲避追捕情況下，若仍主張無責任能力之抗辯，要否送精神鑑定，就成先決問題。
▲作者指出，處理故意殺人案件時，是否將被告送精神鑑定，國民法官仍無權力決定。（圖／記者黃哲民攝）
是否將被告送精神鑑定 國民法官無權決定
現行刑事訴訟法，被告並無自行委請鑑定之權，要否精神鑑定，乃是由法官決定。依國民法官法第六十九條第一項，就證據調查的必要性，仍是由三位法官決定，六位國民法官僅有請求釋疑之權。這也代表，是否將被告送請精神鑑定，國民法官並無權置喙，故三位法官的決定，亦牽動是否判死結果。尤其若送請鑑定，鑑定結果認定被告於行為時，處於精神障礙狀態，且因此造成是非辨識或行為控制能力降低或欠缺，這必將影響合議庭是否減刑，甚或判無罪的心證形成。
至於到評議階段，還可能出現死亡結果，到底是不確定故意，抑或是有認識過失之爭，致須在故意殺人與傷害致死罪為抉擇。而因法律解釋權，乃專屬法官，故屬何罪，仍將取決於三位法官意見。一旦被界定是故意傷害致死而非故意殺人，前者法定刑最高為無期徒刑下，就注定不會有死刑之結果。
即便合議庭認定是故意殺人罪，就須為死刑與否評議。而因量刑須審酌的因素相當多，故三位法官有很大可能，會決定將被告送請心理鑑定，以為判死與否的參考依據。故心理鑑定結果，若認有教化可能，亦會對是否判死，產生重大影響。
國民法官是否能扭轉不判死趨勢？
又依國民法官法第八十三條第三項但書，要科處死刑，乃採三分之二的附條件決，即至少要有六票同意，且至少要有一位法官意見在內。故六位國民法官即便全數認定為死刑，只要三位法官皆主張無期徒刑，就不會有以死刑為終。
總之，國民法官雖有法官之名，卻與法官有法律解釋、證據調查與評議等權力之落差下，能否因此扭轉不判死的趨勢，實有待時間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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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自「聯合新聞網」，原標題〈國民法官 能扭轉不判死趨勢？〉。以上言論不代表本網立場。歡迎投書《雲論》讓優質好文被更多人看見，請寄editor88@ettoday.net或點此投稿，本網保有文字刪修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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