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欽
洪仲丘被關禁閉致死案，引起社會譁然，也相繼有軍中同袍爆出更多的黑幕，國防部即要求爆料者將相關資訊交由軍事檢察官，並可依《證人保護法》為相關的保護措施。惟洪仲丘之死，即被懷疑是因其於離營座談中，勇於舉發軍隊陋習，因部隊未能嚴守保密規定，致消息外洩所致。值此之際，還有誰會相信軍方的說法？更何況，現行《證人保護法》的規定，也有諸多問題存在。
依據《證人保護法》第15條第1項，凡案件的檢舉人、告發人、告訴人、被害人或證人，只要認為有必要，即可向司法警察、檢察官或法院，請求為相關的保密措施。而依同法第11條，不僅檢舉者的個人資訊必須加以封存，亦不得將此等資料交由其他機關或個人為閱覽，主管公務員若有違此規定，即可處一到七年的有期徒刑。
又根據同法第4條第1項，凡此等人士或與其有密切關係者，如配偶、家屬，若生命、身體、自由、財產有受危害之虞，亦可向檢察官或法院聲請核發證人保護書，一旦為核准，警察就須依《證人保護法》第12條第1項為人身安全的保護。甚而我國還沿襲美國的證人保護計畫（Witness Protection Program），於此法第13條第1項規定，只要有變更生活、工作地點及方式之確實必要，檢察官或法院就須指定安置機關，在一定期間內將受保護人安置於適當環境或協助轉業，並給予生活照料，以藉由身份與生活的轉換，而來更有效保障舉發者的生命權與自由權。
只是如此看似嚴密且能有效保護檢舉者的相關措施，卻存有一個前提障礙，即能列入保護者，僅以檢舉《證人保護法》第2條所明列的犯罪為限。而此等案件，要非屬法定刑在三年以上，即是為貪污或組織犯罪等之類的重大案件，若檢舉者非屬這些列舉的案件，即無由聲請保護。依此而論，對於洪仲丘案，因軍事檢察官目前並非以長官凌虐部屬致死的重罪，而是以對部屬施以法定種類以外之懲罰等輕罪為偵辦方向，故即便為舉發，亦不可能該當於《證人保護法》所列之犯罪類型，任何的證人保護措施，自也無用武之地。
退一步言，即便所舉發者屬《證人保護法》第2條所列之重罪，但是否受保護，仍須由檢察官或法院核發保護書，而檢審機關是否核准的關鍵因素，即在於檢舉者所提供的資訊是否有可信性，是否有助於案件釐清，甚至可能要求將來於審判中出庭作證，則在如此的嚴格要求下，勢必會使檢舉人打退堂鼓。而就算開啟證人保護，關於身份的保密，亦可能在一進入司法程序即曝光。而所謂安置計畫，期間最長僅為兩年，甚且在台灣地域狹小下，到底能安置至何處，才能有效保護檢舉人及其家屬的安全，恐更成疑問。
總之，現行《證人保護法》的諸多保密或保護措施，立意雖佳，卻可能是看得到、吃不到的果實，欲以此來為洪仲丘案檢舉者的保護依據，即顯得不切實際。也因此，如何有效建立一套專門、完整與有效的揭弊者保護法制，並去除檢舉者為抓耙子之污名，實為當務之急。
●作者吳景欽，博，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投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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