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欽／採陪審制就會符合人民的期待嗎？

文／吳景欽（法律系副教授）

台灣陪審團協會近來公布的台灣陪審團制度之民意報告裡，關於法院判決與民眾觀點差異太大的問卷，竟有八成五表達同意。而近來的頂新案第一審無罪判決，不僅引發輿論撻伐，又再度引發恐龍法官之爭議，則關於人民參與審判制度，是否有必要引入台灣，即為司法改革的重要課題。只是類如頂新案，若採取所謂陪審制，其結果是否會不同，致能貼近民意呢？

在採法官專職審判的國家，如我國，對於心證的形成乃委由法官自由判斷，故如頂新案，由於合議庭採取極為嚴格的證據採擇與認定標準，是否在採陪審制下，就會稍微鬆動？首先必須考量的是，陪審員在審判前，尤其是類如頂新這類的案件裡，是否已經存有先入為主的觀念。也因此，在採人民參與審判制度的國家，為了防止有偏見的陪審員進入審判，就有所謂voir dire程序。

Voir dire乃法文，voir是看、dire是說的意思，指的是經傳喚法院的潛在陪審員，必須接受當事人的詢問以來為保留或剔除，最終選出十二位陪審員，藉由如此的程序，似乎可保證陪審團的公正性。只是由於當事人都擁有大約四名無庸附理由的剔除權，則在自私本能的驅使下，所組成陪審團的公正性，就必然會有疑問。況且類如頂新案，被告律師自然會儘量探知這些潛在陪審員的內在傾向，若受偏見已深且傾向於有罪推定，自然成為優先剔除的對象，也符合公平審判的要求，但這些對象剔除的對象，卻可能是檢察官所最需要的。也因此，認為陪審員就會傾向寬鬆的證據裁判原則，恐也只是種猜測。

再來，就正式審判來說，由於陪審員只能為犯罪事實有無的認定，在決定有罪後，就由法官另開量刑程序。如此的兩元區分，其理由似乎是針對犯罪事實的判斷乃是藉由經驗法則而非法律專業，故可由人民參與，至於量刑涉及複雜的因素，故單獨由法官為之。只是犯罪事實的判斷，也必須先瞭解法條的構成要件，才可能為該當與否的認定，要說完全與法律無關，恐也會有疑問。

尤其類如頂新案，除了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的刑罰規定，不僅多元且複雜，又得面臨專業鑑定報告的理解難度。因此，為了突破如此的雙重困難，一旦採取陪審制，就一定得走向審判的精密化，如關於鑑定人，當事人雙方都必須自行找尋有利的鑑定人，並出庭接受交互詢問的檢驗。

只是在如此的審判結構下，由於當事人雙方必須自行自費找尋證人、鑑定人，若無強而有力的法律扶助制度，刑事審判肯定就會陷入叢林法則，即有財力者，可以找尋最有利己的王牌鑑定人。所以如頂新案，在現行審判制度下，面對檢方偵查中所為的鑑定，就已經被後來的鑑定報告所攻擊，更何況在陪審制下，當事人可以找尋更多有利的鑑定人出庭。

最後，是有關陪審團的評議，原則上不採多數決而是一致決，即必須無異議為有罪或無罪的評決，若有一人不同意，就會形成所謂hung jury或稱deadlocked jury ，法官就得解散陪審團，雖可再行起訴，但若無新事證，檢方亦不會重行起訴，致與無罪無太大差異。故如頂新案，只要一開始，已儘量挑選強調正當程序的陪審員，再加以檢方的舉證薄弱，即便一致判無罪的機率不高，但形成所謂hung jury的可能性卻相對提昇。

總之，頂新案若採取陪審制，因此所為的判決是否會較專職法官所為，更能貼近人民的期待，實難以回答。不過，可以確立的是，一旦採取陪審制度，就必須落實言詞審理與辯論，且由於審判者是平民之故，就得集中審理，更得將法條用語平易化。凡此種種，或許才是引入人民參與審判制度，所必然帶來的司法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