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官司請律師代理辯護，透過律師的轉譯能減少人民與法院溝通落差及司法人員過勞問題，但律師費將成為下一個問題。（圖／達志／示意圖）
延續著上次的司法改革國是會議討論，第二分組「全民信賴公正專業的司法」著重於司法機關組織與程序的改造。為了協助改善整體的司法制度，日前開會中確立了民事、刑事上訴程序，包括律師的強制代理（用於民事或行政）或辯護（用於刑事）的改革方向，也就是以後民眾打官司要請律師代理辯護。
翻開我國的訴訟法制，以民事訴訟為例，第一、二審訴訟，當事人無須委任律師進行訴訟，但若有委任他人處理訴訟之必要時，原則上應委任律師，這被稱之為「律師獨占原則」；相較之下，人民若要提起第三審民事訴訟，則有委任律師之必要，此被稱為「律師強制代理原則」。這樣的制度設計當然是為了確保人民在使用訴訟制度時，能得其門而入。簡單來說，律師比較像是一台翻譯機，把當事人想表達的事情理解、歸納及分析後，挑出法院能夠處理的部分，再交給法官定奪。相類似的規定也可以在《醫療法》等專業法規中看到，要求只有具備醫師資格之人才能進行醫療行為等等。
民事的第一、二審沒有強制律師代理，原因可能難以考究，最大可能就是聘請律師的費用。畢竟為了一件15萬元的爭議，就要花費10萬元請律師，在成本效益上顯然有所不符，所以才會開放讓當事人自己處理訴訟。（以上要說明一個觀念，台灣的訴訟並非由敗訴的一方付律師費，除了第三審訴訟及一些例外情形，原則上還是各付各的）
只是這樣的運作，多少導致人民對請律師興趣缺缺。依照日前公布的統計，台灣的訴訟有七成沒有委任律師處理。少了律師的轉譯，增加的成本讓司法機關直接負擔，也衍生了很多問題，像人民與法院溝通落差、司法人員業務過勞等問題。因此，多數律師公會也一直在呼籲，盡速將律師強制代理或辯護入法，以解決爭議。
不過，若要回歸使用者付費，就要面對有人無法有效近用法律資源的現實問題。以下，筆者整理並說明三個現行已有但可以做得更好的相對應方案，供讀者參考。
首先，如果人民一定要委任律師才能打官司，那麼如何挑選律師就很重要。畢竟找律師不像買飲料或便當，吃過覺得不好下次不要買就好，而是要花很多成本研究、討論跟篩選。否則找了A律師，才發現A根本不是律師，或是A對這個領域並不在行，但也沒有成本或時間換人等問題可能就會產生。也因此，律師資訊的透明化會是一個必要的行為。當然，我們可能無法跟美國一樣，在地鐵上就大辣辣的刊登「鑽石也是會變的，需要離婚請找我」這種廣告，不過增加一些檢索的機制，總不會是壞事。
其次，如果真的沒有錢聘請律師，台灣現狀下也有法律扶助基金會，讓沒有錢聘請律師的人可以申請，由基金會核定聘任扶助律師。
然而，總是有沒有資訊，又因為某些原因無法得到法律扶助的人。在這部分，國外行之有年的志願法律服務（Pro Bono）制度，就會變得相當重要。「Pro Bono」這個字是拉丁文，指的是專業人士志願提供無償服務，由於在台灣沒有既定的翻譯，筆者參考香港將之稱為「志願法律服務」。
在美國，由律師界提供志願法律服務已是事務所的一部分。例如哈佛法學院2008年出版的《Pro Bono手冊》寫著，整體而言，事務所從事提供志願法律是利大於弊的，並認為經營Pro Bono的方法有：1.在事務所下成立專門部門；2.外部實習／輪值（將律師派去NGO每年兩個月）；3.針對主要議題提供Pro Bono；4.與NGO成立夥伴關係；5.到缺少法律扶務地區成立辦公室／門診；6.提供公益法研究或實踐者獎助機會；7.律師提供暑期短期服務，事務所仍支付薪資；8.建立交換資訊平台以便有需求的人找到pro bono律師；9.鄉村Pro Bono；10.非訟的Pro Bono；11.In-house的Pro Bono。
此外，英國Law Society（類似台灣的律師公會）所提供的《Pro Bono操作手冊》也有很多詳盡的介紹。我所隸屬的的組織PILnet甚至寫了一本如何發展Pro Bono業務的書，供大家參考。
不可否認的，訴訟行為消耗了很多國家資源，但也不能因為資源有限，過度限制了人民近用的可能性。就此而言，一向自詡為在野法曹的律師，協助人民有效且有意義的使用司法制度，多少才不會辜負了社會的期許。
●周宇修，執業律師，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訪問學人、公益法律全球研究網成員。關注人權議題，參與台灣及國際公益NGO成員之人權策略擬定與推廣。以上言論不代表公司立場。88 論壇歡迎更多聲音與討論，來稿請寄editor88@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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