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人民參與審判制度之由，起訴狀一本主義再度被討論，但是否有解？仍待後續觀察。（Photo by VolunteerMatch／flicker／示意圖）
在1999年的司改會議，就刑事程序決議改採改良式的當事人主義。而當時，也曾討論一個議題，即是否也應採行起訴狀一本主義，但經過了近18年，這次司改國是會議因要決定人民參與審判制度之故，此爭論點又再被重新提起。只是這次的討論，真的會有結果嗎？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3項規定，檢察官在起訴時，必須將卷宗與證物一併移送法院。而採取如此制度的主要原因，是因我國的審判模式乃由法官所主導，為了方便訴訟的進行，自須讓法院及早知悉案件全貌。只是卷證併送制度是否能達成此目的，一向備受質疑，又有法官未審先判的問題產生，甚且在法官對於相關卷證已了然於胸，檢察官該有的舉證責任因此被降低，反易成為法庭中最靜默者。而本該公正且單純聽訟的審判者，卻常擔任起訴追者的角色，而對被告與證人糾問，如此的角色混淆，因此有引入起訴狀一本的呼聲。
所謂「起訴狀一本」之用語來自於日本。所謂「一本」，在日本漢字的意思，並非是一本書，而是一張紙之意，也就是檢察官起訴時，只要送給法院一張起訴狀，相關卷證並不移送。如此的作法就可防止法官在正式審判前，因接觸有罪的資料，致產生預斷之弊端。同時因法官未先接觸，故檢察官就得完全負起舉證責任，不可能在法庭上靜默。
而若採陪審制，由於犯罪事實有無乃由陪審團所決定、量刑則專屬於法官，為了防止陪審員產生偏見，一定會採行起訴狀一本。但若採參審制，由於參審員有與法官完全相同的權力，不僅要決定犯罪有無，亦得參與量刑，更有權質問被告、證人與鑑定人。惟在平民不具有法律專業下，若又讓其在資訊取得處於劣勢，就可能使平民參審在抑制法官的目的喪失。
所以，要拉近此種落差，就犯罪事實的判斷來說，就是讓參審員能直接面對與訊問被告、證人、鑑定人等。至於法律專業部分，就須由審判長來進行有效的教示與教育。不過，參審員若要能有效訊問，勢必得事先對案件內容有充分了解，若果如此，似乎就該賦予其充分得知卷證之權限。只是若事先閱卷，卻又面臨預斷的難題。所以，若要避免未審先判，似乎該反過來思考，即採取起訴狀一本，而讓所有法官與參審員，全都不要在正式審判前接觸卷證。則在如此的設計之下，能在正式審判前接觸卷證者，就僅剩下行準備程序的受命法官，或者由非合議庭的其他法官來為準備程序，但這又會使程序變得更加複雜。
更值得思考的是，採行起訴狀一本，在正式審判前，所有卷證都在檢察官這邊，被告律師無法像現在可至法院處全部閱覽，就得在正式審判前，設計一套精密的證據開示制度，以維持當事人的武器平等。只是被告律師在無任何強制取證權下，何能知曉檢方所握有的證據，有多少有利於被告，並要求其開示，這肯定是制度設計更大的問題所在。
而就算人民參與審判制度採起訴狀一本，則在其所適用案件，往往不會超過5％下，其他案件到底要否一併採起訴狀一本，就成為問題。若一邊適用、一邊不適用，就又有違平等原則。也因此，已經老調重談多年的起訴狀一本，既會在此次司改國是會議出現，也必然會在10年、20年後的司改會議中繼續被討論。
●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馬偕醫學院兼任副教授、台灣永社理事、台灣陪審團協會理事，著有：《法官應該我來當》、《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88論壇歡迎更多聲音與討論，來稿請寄editor88@ettoday.net
讀者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