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在偵查初期，即逕命境管單位對被告「限制出境」，違反《憲法》保障人民的遷徙自由。（Photo by Maker Chen／flicker／示意圖）
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第三分組針對「檢察官的法律定位」此一議題，也就是檢察官性質是屬於「司法官」抑或是「行政官」，在司法界中受到廣泛地討論。不過，除了檢察體系的屬性與定位外，檢察官在刑事訴訟中所扮演的角色，特別是「強制處分」的發動權限，也是司法改革中值得討論的議題。
過去《刑事訴訟法》的歷次修法中，已將「羈押」、「搜索」與「扣押」等強制處分的發動權限，改為「法官保留原則」，必須由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方能為之，避免僅由檢察官單方面決定而產生濫權的疑慮，且有助於提升人民對於檢察機關的觀感與信賴。因此，檢察官的強制處分權限，也是司法改革中值得納入探討的議題之一。
雖然《刑事訴訟法》多次修法的結果，已經將多數重要的強制處分權限改為「法官保留原則」，但由於欠缺全面性的通盤檢討，修法難免掛一漏萬，現今檢察官廣泛使用的「限制出境」處分，即是一例。
「限制出境」在《刑事訴訟法》中並無明文規定，而是從該法第93條的「限制住居」處分解釋而來，將「限制出境」擴張解釋為「限制住居」的一種方法，在被告欠缺羈押必要性時，用來替代羈押以避免被告逃亡的處分。但由於「限制出境」是由限制住居「解釋」而來，並無明文規定，此種處分類型是否具有正當性？從法治國的精神來看，確實亟待檢討。
我國《憲法》第10條規定「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惟「居住自由」與「遷徙自由」意義不同，依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43號解釋，將之分別認為是「任意移居」與「旅行各地」的權利，兩者的權利內涵不同，不容互相混淆。現行司法實務以《刑事訴訟法》第93條「限制住居」規定，也就是對於「居住自由」的限制，作為「限制出境」的法律依據，藉此限制「旅行各地」的權利，顯然混淆《憲法》第10條「居住自由」與「遷徙自由」兩種權利。
再者，《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的「限制住居」，僅為羈押的替代處分之一，規範密度較低。不僅檢察官可以單獨為之，也欠缺陳述意見、書面通知、期間限制等正當法律程序應有的保障規定；而前大法官陳新民教授在釋字第670號解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中，更明確指出：「人民在刑事程序中被限制出境，日後如不起訴處分或法院判決無罪，即不可聲請冤獄賠償，形成我國冤獄賠償制度的一大漏洞。」
由於我國司法實務上，檢察官在偵查初期，往往只要有犯罪跡象，不問犯罪輕重程度，即逕命境管單位對被告「限制出境」，不僅對人民造成突襲，也讓當事人無法及時救濟。縱使事後被告全程準時到庭，法院第一、二審也都做出無罪判決，檢察官也不會主動撤銷限制，更遑論在案件拖延的情況，人民完全無法預知限制出境的期間。在國際交流頻繁的現代社會，上述問題對於涉外婚姻或跨國公司等人民必須出境的情況，極有可能產生重大不可回復的損害；又無法透過《刑事補償法》獲得補償，難謂符合《憲法》對於「遷徙自由」的保障與「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
在此，本人也呼籲司改會議正視檢察官「強制處分權」的問題，特別是欠缺法律明文、欠缺要件限制與欠缺補償規定的「限制出境」處分，盡速在《刑事訴訟法》中制定相關規定，避免檢察官繼續濫用限制出境權限，藉此提升人民對於檢察官的觀感，也有助於達成司法改革之目的。
●李永然，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所長、永然兩岸法律事務中心創辦人、中華人權協會名譽理事長。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讀者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