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博安／《我們與惡的距離》我們又離精神疾病有多遠？

●莊博安／諮商心理師。經營臉書粉絲專頁「標註自由 - 莊博安諮商心理師」。

「精神疾病，是當人遭逢巨大壓力時，不得不發展出來的應對方式。」

如果說精神疾病有一些正面功效，思覺失調就是讓他能夠還有一個假想的目標，能夠繼續撐著生活。假如沒有這樣，當他面臨失去摯愛的事實，可能難以承受到改以躺在家中爬不起來，沒有任何生活的動力，想要死去，變成嚴重憂鬱症的形式冒出來。

他也可能產生身體上的疾病或狀態，比如說心跳加速、皮膚變差、肩頸酸痛，極度恐懼死亡的情況下過度換氣，產生恐慌，這是一種「失去」之後的喪慟反應。

▲林哲熹在《與惡》中飾演罹患思覺失調症的應思聰。（圖／公視提供）

在我接觸過的思覺失調案例中，絕大多數人在產生幻覺之前，都有至少一件壓力極大的事件，需要他承受難以負荷的現實重擔。從這個角度來看，當他扭轉現實產生幻想的聲音或影像，心靈深處的索求只有一件事──得以生存。

比如說應思聰認為被監聽，看起來是一種干擾與懼怕，但今天如果沒有這項明確的聲音讓他焦躁、讓他有拍片的動力、讓他覺得女友還活著，他就得面對這些血淋淋的現實，他會不會瞬間就活不下去？畢竟那太痛苦了。

心理治療的作用在於，看見痛苦的背後是什麼，而讓人有能力面對痛苦、接受變化無常的痛苦，理解靈魂的原貌與這一世的終極渴望。

精神疾病，即是自我為了抗衡內心痛苦的過程中，被創造出來的產物。所以更重要的是探究其根源，也就是：「什麼原因讓他這麼痛苦？」

而我們與惡的距離，說的是只用標籤他人為精神疾病的方式，不去面對真正的原因。

我們與惡的距離，說的是大眾媒體不顧真實情況，一昧地為了收視率煽動觀眾情緒。

我們與惡的距離，說的是我們壓抑內在悲傷、困惑與恐懼，只為了宣洩情緒，殊不知冥冥之中成了創造社會更多痛苦的共犯。

無法理解他人，是一種沒有同理心的表現。但不願覺察自己，是扔棄做為一個人該有的責任。

扔棄後，它會擴大，意識上好像就感覺不到憤怒、悲傷、罪惡感了。因為它跑到潛意識中躲藏起來，成為所謂的陰影，一點一滴侵蝕著意識的光亮。當逼到你不得不去面對自己時，臉上的微笑面具再也掛不住了。若內在原有的憤怒爆發，燒著火紅的雙眼，思考就變成了「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若內在原有的悲傷洩洪，擁著沉重的內臟，感受就變成了「死了就不會這麼難受」；若內在原有的罪惡感崩塌，懷著躁動的心跳，補償的行為就變成了「停不下來的人」，然後下一齣悲劇再度上演，成為惡性循環。

倘若願意多些理解，也許會發現，精神困擾者只是經歷了太大的壓力，家屬作為身邊人總是一同被拉入泥沼，觀眾即便作為社會的凝視者，卻也難以深入看見事情的更多面向，因為社會的眼光與期待，現代人很難活出一種清明自在的神態。我們被困在一團迷霧中。像是《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的作者指出：「人類事件的複雜度與速度已經超越意志的力量......不斷重組的殘缺影像已經取代了歷史。隨機重組的臨時性狂熱活動，也取代了政治意識與策略。」

我們被世界的混亂搞昏了頭，失去了感受他人溫熱的能力。所以《我們與惡的距離》重現與貢獻的是：「試圖還原每個重要關係人的立體人生，從『人』的多元性去建立他『作為一個人』的真實感。」

▲家屬的陪伴常常是患者得以支撐下去的動力。（圖／公視提供）

當我們罵著他人是神經病時，換個觀點：「我們又離精神疾病有多遠呢？」

世界很複雜，為了方便理解與掌控，我們容易將各種人事物簡化成最不會傷害自己的樣子，以及最能保護自己的形式。

但如果你願意再深入一些，看見對方的苦，看見自己的痛，會發現原來我們都是一樣的，我們都在為了理想、安穩、幸福，而匆匆地努力著。

當有了「我們」，才有機會一同超越苦痛，從最細微之處，重建一個良善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