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忠正/政權本質不同 兩岸防疫政策差異大(上)

 

▲政權本質不同,採取防疫措施的態度也不同。(圖/記者李毓康攝)

● 林忠正/經濟學博士,曾任立委、金管會委員、民進黨副秘書長、中研院研究員、台大教授。

2019新冠病毒(武漢肺炎、COVID-19)病的疫情最初是12月1日在武漢市被發現,但第一個前往醫院就診的病例發生於12月8日。12月下旬開始出現圍繞到訪華南海鮮市場的大量病例。2019年12月26日,呼吸與重症醫學科醫師張繼先首次發現此不明原因肺炎,並懷疑該病屬於傳染病。中國新冠肺炎的防疫政策自1月23日上午10時起全市公共運輸停運,至下午湖北省內部分高速公路出口也已經封閉。

而繼武漢之後,湖北多地亦陸續採取不同程度的「封城」措施,防止病毒蔓延。但早在12月30日,武漢市政府已經正式發布救治措施。隔天武漢才開始向公眾通報病例。直到1月3日晚9時,中共才檢測出病毒為新型冠狀病毒。

一般政府的抗疫政策從疫情發生,到確認問題,並執行防疫慢了幾天都算正常,但這次中國已有過去爆發大規模SARS的經驗下,卻拖了近一個月,才開始採取抗疫的對策和措施,而且五百萬武漢人口在完全沒檢疫的情況下,封城前已經流向全中國和全世界各地,造成新冠肺炎快速漫延全中國地區,並向世界各地擴散的憾事,人命和經濟的損失難以估計。為什麼一向以高效率行政自傲,又長於即時監控的中共,會發生這麼重大的的錯誤呢?

▲中國天安門廣場上的毛澤東像。(圖/路透社)

政權本質不同 抗疫政策就不同

我們還是要先復習中國共產黨政治理念的老調,因為黨的政治目的決定了下游政策的一切手段:共產黨武力掌控政權的目的並不是要服務當前的全體國民,而是要消滅資本家等階級敵人、以及私有財產制的市場經濟體制,黨的最高政治目的是要在未來建立一個「各盡其力,各取所需」的共產天堂。

所以,中共和其他共產黨一樣,都反對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權、等普世價值,甚至也沒有正義的觀念,因為社會裏存有許多必需清除的無產階級敵人,例如資本家、小資產階級、右派知識分子、等成員,對這些階級敵人進行鬥爭都是合理,符合無產階級的正義。

馬列主義主張在建立無產階級社會之前,整個國家應由少數共黨精英統治(民主集中制),全國的經濟資源當然也是要由共黨菁英及其紅二代、紅三代來分配。瞭解了共産黨這種理念,我們就能理解中共過去進行了「思想改造運動」、「反右運動」、「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大大小小數十次的整肅運動。

習進平在鄧小平採取開放和改革政策四十年之後,現在反向推動「國進民退」的奪產運動。對中共而言,這並不是中共欺騙社會大眾和資本家,也不是掠奪,這只是邁向無產階級社會必要的過程。到了二十一世紀的現在,中國發生了大規模的新冠肺炎,習進平還是將本質是科學的抗疫措施定位為一場偉大的「人民戰爭」!

對民主社會而言,習進平這種用語雖然很奇怪,但以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而言,一點也不奇怪!甚至媒體也陸續傳出中共中央將不惜武漢市和湖北省付出任何代價,只求保住政權。這種說法雖然很殘酷,但是也吻合共産專制政府的價值觀!

建立共產天堂的理想那是很久以後的事,目前的統治班子一點也不用急!現在如何緊緊掌握黨政軍大權和經濟資源,才是中共政權最優先、最重要的目標。抗疫是眼前的問題,任何解決的對策無論要付出多大的社經代價,都不是問題,只要不傷及中共的政權就好,甚至也要利用這個機會繼續強化統治者的政治權力。

在這種政治邏輯之下,社會若出了新的問題,例如發生了新冠肺炎的瘟疫,下層的黨領導在處理上,第一個反應就是如何維穏和壓制;真的壓不了或政治力解決不了,才會往向上呈報。

層層上報後,最後才由中央政治局拍板定案,不但時間會拖,而且解決的方案還是以維護中共政權為主,至於民眾的生死和社會的利弊都不是核心的考慮因素!現在新冠肺炎還在當頭燒著,中共就已經寫了一本「大國戰疫」的紅書,歌頌領導的英明,早已打敗了新冠肺炎的病毒了!

▲越簡單的政策往往越被採用,因為只要高層拍板定案就能馬上執行。(圖/路透)

抗疫是一種分階段的全方位管理措施

抗疫是個系統性的多方措施,即使是不是很內行的人也知道,抗疫措施的目的不外是:一、防止醫療體系崩潰,才能發揮醫療能量,減少民眾的病亡;二、減少人與人的飛沫接觸以及強化大、小環境的消毒果,才能防止疫情擴大;三、深入了解病毒,尋找高效率的檢驗技術或試劑、藥方、和疫苗,才能有效壓制疫情的發展。

這些目標在政客的嘴中説起都來很簡單,但是執行起來卻很複雜,需要有很多方面的的知識和全方位的考量。政府領袖必需協同公衞、醫護、治安、行政、教育、財經、法律、社會心理和輿情分析、等各方的專家,甚至軍方代表及生化作戰的專家都會應一起參與討論,才能在疫情升高或消退的不同階段中,設計出功效最大、但經濟和社會的衝擊最小、而且必需合法、合理、和合情的全套防疫措施。

例如在抗疫初期,主要工作目標是阻止境外病毒進入台灣、並且搜尋已經入侵的少數案例,加以阻斷。在這時候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暫停台灣、港澳、和中國之間的海空航線,甚至禁止中國人員入境,只是這種作法在經濟上的代價很大,而且也剝奪了國民返家的權利。即使這樣,中國人、港澳居民、和台商及其家人也可以經其他國家海空港入台,防疫上也會有破口。

這種最簡單卻不顧社會經濟利益以及人權的防疫措施,通常是最容易被專制體制或獨裁者採用的政策,因為上上下下的官員都不必動什麼大腦,也不需要各方專家會商。統治者一句話就可以拍版定案了,執行上又很容易,管他什麼國民和外國人的權利和利益,全部禁止入境就好了。

所以,俄羅斯和北韓在新冠肺炎一開始就停止或緊縮雙方海空港的交往,並禁止中國人入境。武漢封城的決定也是基於同樣簡單的決策邏輯,民眾社會經濟活動的合法權益、或人權在防疫政策的考量上完全不是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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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博士,曾任立委、金管會委員、民進黨副秘書長、中研院研究員、台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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