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權力分立逐漸被實踐為一種高度對抗性的政治模式。行政、立法與司法各自援引憲法語言主張自身的正當性，卻缺乏將對方視為同一憲政共同體成員的基本信任。（圖／記者黃宥寧攝）
●周平／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理事長
台灣當前的憲政困境，若僅以「權力分立失靈」來理解，恐怕仍停留在制度技術層次。更精確地說，問題不在於權力是否分立，而在於權力分立已逐漸演變為一種非理性的分立：制度形式仍在運作，但其背後所依賴的節制倫理、制度互信與協商精神卻日益空洞。其結果不只是治理效率下降，而是更為嚴重的後果，那就是，憲政正當性本身開始動搖。
現代國家的統治 主要是依賴正當性
這正是哈伯瑪斯所謂的legitimation crisis（正當性危機）在台灣憲政場域中的具體展現。
在古典自由憲政的想像中，權力分立不只是防止暴政的技術設計，更是一種為統治提供正當性的制度安排。人民之所以服從政治權威，不僅因為權力能有效行使，更因為權力的行使方式被視為合理、節制且可接受。
哈伯瑪斯提醒我們，現代國家的統治不再主要依賴暴力，而是依賴正當性；一旦政治決策無法透過程序、理性與協商來獲得認可，國家就會陷入正當性危機。換言之，制度是否合法與人民是否認可之間，並非自動重合。
在台灣，權力分立逐漸被實踐為一種高度對抗性的政治模式。行政、立法與司法各自援引憲法語言主張自身的正當性，卻缺乏將對方視為同一憲政共同體成員的基本信任。
當制衡被理解為否決、癱瘓與相互指控違憲時，政治衝突便不再只是政策分歧，而是被提升為正當性之爭。根本性的質疑誰才是真正代表憲法？誰才是真正守護民主？
在這種結構下，人民所看到的不是理性協商，而是制度性內耗。形式上，一切仍依憲行事；實質上，卻不斷累積對整個憲政體制的不信任。正當性因此被消耗，而非被再生產。
而正當性危機最集中的體現，出現在憲法法庭身上。在政治部門協商失靈的情況下，憲法法庭被期待承擔終局裁決者的角色，替政治衝突畫下句點。然而，這種期待本身正是一種正當性轉移的徵象，亦即，政治部門無法為自己的決定取得認可，於是將正當性壓力轉嫁給司法。
但司法正當性建立在中立與被動之上，而非政治決斷。一旦憲法判決被視為政治勝負的延伸，司法權本身也將被捲入正當性危機之中。最終，不只是行政或立法失去信任，連憲法裁判的權威也可能被侵蝕。
哈伯瑪斯區分了治理危機（governability crisis）與正當性危機（legitimation crisis）。前者關乎效率，後者關乎認可。
從治理危機到正當性危機
台灣當前的情勢，已逐漸從政府不好治理，轉向人民不再確信這套制度值得信任。當憲政運作被普遍感知為權力鬥爭的舞台，而非公共理性的平台時，制度即便仍能運轉，也已失去其規範說服力。
這正是最危險之處，制度仍在，但信念正在流失。沒有憲政精神的分立，只會製造正當性危機。因此，台灣憲政困境的核心，不只是權力配置是否合理，而是權力行使是否仍能生產正當性。若權力分立只剩下對抗的形式，而失去節制、互信與協商的精神內涵，那麼制衡將不再是自由的保障，而會成為正當性危機的結構性來源。
重建憲政秩序的關鍵，不僅在於修憲或制度調整，而在於重新理解權力分立作為一種政治倫理與公共理性的實踐條件。唯有如此，權力分立才能再次成為民主正當性的支柱，而非其侵蝕者。
▼但司法正當性建立在中立與被動之上，而非政治決斷。一旦憲法判決被視為政治勝負的延伸，司法權本身也將被捲入正當性危機之中。最終，不只是行政或立法失去信任，連憲法裁判的權威也可能被侵蝕。（圖／翻攝自Facebook／卓榮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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