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流行疫情中心記者會：陳時中、陳明通。（圖／記者林敬旻攝）
● 張宇韶／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兼副秘書長
面對新冠肺炎（COVID-19）的蔓延恐懼，政府防疫政策與治理模式自然與專業理性為前提，然而決策者的理性並非處在真空狀態下，而是「鑲嵌在制度環境與政經秩序脈絡中」，亦即政策的規劃與制訂必須受到醫療資源、社會氛圍、民意需求所制約，這是一種「有限理性抉擇」的思維，這也是陸委會日前「小明回台」政策爭議關鍵所在。
由於先前中國隱匿訊息的維權作法，導致疫情有失控的趨勢，再加上對台政策在外交、軍事與大外宣等戰線上處處流露其文攻武嚇的本質，兩岸買辦在武漢包機中上下其手的作法更讓民眾看清中共政權的面目，在全球媒體對於北京不負責任且束手無策的防疫政策大加撻伐之際，作為新冠肺炎威脅與中共銳實力攻勢的最前緣，台灣民眾的感受自然最為深刻，當下反中的社會氛圍早已超越去年選前的臨界值。
中共的統戰之所以有恃無恐，藍營政客、媒體工作者、親中藝人也扮演見縫插針或穿針引線的功能，一方面替北京主子進行圍魏救趙或出口轉內銷的操作，同時也製造台灣社會內部的對立，這些現象在口罩之亂與各類搶購民生物資的現象中得到解釋，這也直接觸及民眾心中「防疫中國因素」的神經末稍。
▲即使武漢肺炎疫情持續延燒，中國仍連續兩日派遣軍機繞台。（圖／國防部提供）
相對來說，政府防疫政策就是建立在「料敵從寬、抗敵從嚴」的基礎上，意味醫療資源的「能力」與「資源」是政策作為的前提，這意味在「資源有限然而慾望無窮」的困境下，只能尋求多數人尚可妥協接受的「次佳方案」。
為避免恐懼的集體意識下導致市場失靈，或是因為資訊混亂徒增交易成本的現象，國家介入市場進行調控或是介入社會有其必要，此時的各類政治價值與人道考量成為相對性的取捨，這也是政府在口罩限制出口、領取實名制、武漢包機名單的優先順序以及限制大陸人士來台的基本考量。
這種「有限理性抉擇」的思考使得台灣當下的防疫措施不僅守住無社區感染的底線，也是當民眾信任政府各類政策的原因。即便藍營的法律學者始終拿法條咬文嚼字批判政府作為「有損國際形象」，這是對政府治理與國家社會學的錯誤認知，也是一種典型「完全理性」與低度社會化的表現。
陸委會的提出讓陸配子女以專案審查的方式申請返台，自然有其人道考量的理性抉擇，主要是這些人的身份為「準國民」，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前取得的居留權類似持台灣綠卡的狀態，每一年也必須在台居留183天，多數人也在台就學並持有健保卡，在至少六年漫長的移民監的過程中才能成為國民。直白說，在一般狀態下這些人本來能入境，只是在政府提升防疫門檻後，因其目前仍屬「大陸人士」身份無法回台，因此產生了這個議題的「政治需求」。
所謂的「即日起開放陸配及其子女入境」實為陸委會第一時間語焉不詳的結果，造成輿論在當下產生「政策開放」的錯誤解讀，使得「限縮陸配子女權利」的政策初衷成了另類的「不受制約、完全理性」的認知，在民眾普遍對「中國因素」充滿恐懼、不信任甚至厭惡等負面心理下，這樣的人道考量不僅微不足到，甚至是種廉價的政治考量。
面對外界的批判，陸委會主委陳明通試圖透過「小明的故事」說明政策的「有限理性」思維，這也是融入「未成年」、「無自主照顧能力」與「父母皆在台」等構成要件的原因，然而在總統防疫優先的定調下與陳時中「選擇國籍，就必須承擔」的宣示下，這個政策自然暫緩，陸委會也在其官網中提出「虛心檢討」的說明，政府明快的政策調整也是解除政治危機的作法。
在這個政策產出的過程中，直接突顯了防疫政策必須堅持「有限理性」的思維，任何決策只能鑲嵌在當下的政經情勢與民眾的集體意識中，這並不意味政府失去了了政治的自主性，而是需要更多的政治溝通技巧與細膩的橫向聯繫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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