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趙春山／曾任政大國關中心副主任、東亞所及俄羅斯所所長，並參與政府中國大陸事務諮詢工作，見證兩岸關係不同階段的發展。深信只有兩岸和平對話才能創造兩岸互利共贏的局面。
哈佛大學教授奈伊（Joseph Nye）認為，新冠肺炎疫情使人類面臨自1918年以來最嚴峻的考驗，而中美兩強都未能通過這次流行疾病的測試。
相形之下，臺灣因超前部署，防疫表現讓世人耳目一新；遺憾的是，日前海軍敦睦艦隊艦上官兵染疫，成為蔡政府抗疫的一大破口；現在大家除了擔心確診者可能引發社區感染外，也把焦點轉移到責任的歸屬問題。
▲截止4月24日，台灣累積428例確診，其中敦睦艦隊佔30例。（ 圖／曾梓倩製）
防疫如作戰 屬國安層次
就事論事，該懲處的就懲處，該下台的就下台，連蔡英文總統都公開宣稱不護短了，相關單位和人員就坦誠面對吧！畢竟，「誠實是最好的策略」，我們不希望這個事件影響全國防疫的努力，也不願見到國軍的社會形象受到影響。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說，軍方防疫的SOP規定很嚴，但彈性不足，通報窒礙難行，造成「下情難以上達」。我認為這個現象，也反映在整個政府的防疫作業上。
當蔡總統當初強調防疫視同作戰時，我就主張政府應把防疫工作升高到國安層級。這次新冠肺炎病毒對臺灣的影響，除了政治、經濟、外交、心理等層面外，還包括我們關注的兩岸關係議題。
這些都是屬於國家安全的範疇，必須由國安會來進行橫向聯繫和垂直分工的整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甚至行政院，都無法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
▲ 蔡英文總統同國防部人員，以及國安會秘書長李大維，參與黑鷹殉職將士移柩。（圖／記者李毓康攝）
防疫須整合 避免部門各行其是
整合具相當重要性，是因為在一個多元民主國家，政府部門基於本身利益，常會出現各行其是的現象。
根據美國學者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的說法，美國前總統柯林頓雖然早在1994年時，就決定與中國全面接觸，但每一個政府部門都在追求各自的中國政策，彼此少有聯繫。
例如，當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威脅要針對開放市場和智慧財產權問題對中共進行制裁時，商務部卻增加對中國大陸的投資行動；當國務院對中共違反人權和核武擴散行為展開批判時，國防部卻致力發展與共軍的聯繫。
時至今日，川普政府內部的對中政策，仍存在「貿易派」和「國家安全派」的不同主張，其中不乏部門利益的考量。
▲ 川普政府內部存在「貿易派」和「國家安全派」。（圖／路透社）
共黨國家存在「官僚利益團體」
共黨國家早有官僚主義的問題。早自六○年代開始，西方學者就認為傳統的「極權主義模式」（totalitarian model），已無法研究「後史達林時代」的共黨政治發展。
學者提出「團體研究途徑」（group approach），說明共黨政治體系內已存在「官僚利益團體」（bureaucratic interest group），它們追求的利益未必和共黨組織相一致。
為了避免國家面臨緊急情況時，政府部門因官僚利益導致「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外界發現蘇聯政府在七○年代初，就成立了「國防會議」（Defense Council）的組織，它的前身是史達林於戰時成立的「國防委員會」（The State Committee of Defense），這是蘇聯最高軍政決策單位，由國家領導人和重要部門主管組成，直到蘇聯解體才不復存在。
在西方國家，類似的組織應是前英國首相邱吉爾在二戰期間成立的「戰時內閣」，它發揮廣採眾議但權力集中的功能。
台灣共識＝台灣命運共同體
目前臺灣的疫情是否嚴重到必須讓防疫上綱至國安層級，見仁見智，朝野也有不同看法。
但自疫情爆發以來，政府無論是處理口罩出口禁令、武漢臺商包機返鄉、敦睦艦隊官兵染疫，甚至未來是否「封城」等問題，都出現了部門之間、政黨之間，以及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不同聲音，造成資源浪費和事倍功半的結果。
因此，由國安會單一窗口來發揮整合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必要時亦應成立臨時性的危機處理小組，邀請在野政黨參與，共商國是。
除了持續進行中的抗疫作戰外，世界各國還面臨疫情對經濟造成的嚴重衝擊，它形成了「飢」與「病」的雙重恐懼。蔡英文總統說要建立「台灣共識」，我認為共識的基礎就是「台灣命運共同體」。只有大家團結一致，才能共渡時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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