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法庭小組／專題報導
2019年7月3日，鐵路警察李承翰在台鐵車廂查票處理補票糾紛，遭鄭姓男子持刀刺死。10個月後，2020年4月30日，嘉義地方法院一審認定鄭男罹患思覺失調症，判決無罪，並處分強制就醫五年，引發社會譁然，連帶也使得出具司法精神鑑定報告的醫師被網友出征撻伐。
究竟，思覺失調症是什麼？司法精神鑑定有無詐病可能？監護處分最高只能五年嗎？網路法律節目《行動法庭》5月12日邀請八里精神療養院院長張介信、曾執行監護精神疾病被告的台北地檢署檢察官林達，以及曾任台灣高等法院刑庭法官的吳祚丞律師，共同討論患有思覺失調症被告的徵狀病程、鑑定、監護與服刑等相關問題，讓社會大眾了解精神病患的犯罪問題，不能歸咎於社會安全網破網，而是應回歸精神醫療體系、司法審判、與矯正機關共同合作，修法提高監護處分的年限，並建構司法精神病院，治療與矯正同時併行。
不只是台鐵殺警案，《我們與惡的距離》劇中角色也是思覺失調症患者，罹病、殺人、社會的誤解，同樣的戲碼，一再上演。解決司法精神醫療體系問題，刻不容緩。
▲ 精神科醫師、八里療養院院長張介信。（圖／行動法庭提供）
兇嫌受制思覺失調 自由決定空間「非常狹隘」
我國《刑法》第19條規定：「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明定被告判決無罪的關鍵，在於其因精神障礙「欠缺」辨識行為違法的能力。
精神科醫師、八里療養院院長張介信指出，思覺失調症是思考和知覺的變異，主要的症狀有幻聽、妄想、混亂的思考和行為，以致影響病患整體生活適應的功能。
「幻聽」，是思覺失調症主要出現的幻覺，例如病人會聽到別人講他的壞話，叫他去死。而「妄想」症狀，則會讓病人對於沒有事實基礎的事情，產生堅信不疑的信念。而且這類妄想會系統化，帶給病人草木皆兵的壓迫感。
在嘉義殺警案的判決書中，就記載兇嫌鄭男對其妄想堅信不疑，他犯案前曾試圖求證，解決妄想的內容，但遭遇挫折，進而升高他妄想的強度，使他「思考和判斷的視野變得狹窄」。對鄭男來說，他自由做決定的空間變得非常狹隘。
其實不僅是嘉義殺警案的鄭男，2016年轟動台灣社會的內湖女童斷頭案（小燈泡案），殺害小燈泡的兇手王景玉，也深受思覺失調之苦。
《行動法庭》主持人、資深司法記者蘇位榮表示，她曾旁聽王景玉在高院審判的開庭過程，在法庭上，王景玉的思維「非常奇怪」。
王景玉在法庭上與法官的對談，看起來正常，問他從小在哪裡念書？交友狀況如何？王景玉的表現都跟正常人一樣。但當講到玉皇大帝，王景玉竟然說自己是玉皇大帝，為了要傳宗接代，必須殺死小燈泡。更匪夷所思的是，王景玉在談論這些「妄想」時，他的表情、言語、行為卻非常正常，那些妄想似乎已經「植入他的腦袋」。
▲ 小燈泡兇嫌王景玉罹患思覺失調症，深信自己是玉皇大帝。（圖／資料照）
詐病能騙過精神鑑定？醫師：會對照行為「一致性」！
嘉義殺警案的判決結果出爐後，不少民眾嘲諷，未來只要謊稱自己思覺失調就能脫罪。然而詐病真能逃過法律制裁嗎？「真的要詐病，有他的難度！」八里療養院院長張介信堅定說。
張介信回憶說，很多人詐病會用典型模式，但這種作法騙不過精神科醫師，因為同樣一種精神疾病，在不同人身上，會依照人格特性、早期發展的行為模式，有所改變、微調。醫師在會談過程中，會分辨行為人的表情、情緒感受，並比對早期行為模式和卷宗記錄等相關資料，去判斷行為是否具「一致性」，是否符合精神病理的表現？
司法精神鑑定「多向度」 不會只靠醫師說了算
嘉義殺警案宣判無罪的關鍵，在於「精神鑑定」，使得本案負責出具司法精神鑑定報告的醫師成為眾所之矢。然而，兇嫌被認定思覺失調症的結果，真的是由醫師說了算嗎？此外，司法精神鑑定跟一般精神鑑定又有什麼區別呢？
張介信說明，一般精神鑑定以治療為目的，在臨床上以敘述的真實、主觀的經驗和感受為主。醫師會用「同理」和「支持」的方式，跟個案建立信任關係，塑造溫暖的氛圍，讓病人能傾訴自己的狀態和受苦的情況。在關係建立後，醫師會再實施適當的治療，以達到恢復效果。
但司法精神鑑定是為了鑑定「犯案當時的精神狀態」，究竟是什麼因素影響患者？疾病、症狀、行為間的因果關係、相關性又是如何？
為了讓被告趨近於犯罪時的狀態，還要回到當時的狀況，去了解當時的人事時地物？他當時如何思考？如何感知周圍環境？當時的環境如何形成他的判斷？以及經過判斷後，他如何執行犯罪行為？
在這整個脈絡、序列行為的延續狀態中，患者在每個步驟或環節，可能會被中斷或做其他選擇。但當患者經歷一連串感知環境、詮釋訊息、綜合判斷，決定要犯案，最後去執行，「他好像也沒辦法選擇（不去犯罪）？」這就是精神鑑定需要去釐清的。
而司法精神鑑定結果，講究用中性態度揭露客觀事實，不會只依據醫師會談，還會「多向度」參考心理、社工，以及社會、家族等資料做綜合評估。
本案隨著司法精神鑑定結果的出爐，法官採納精神科醫師的鑑定報告，判決兇嫌無罪，並處以五年監護處分。但在這五年監護期間，兇嫌的精神疾病能否獲得妥善的治療？待五年期滿，兇嫌從監護機構放出來，社會能否安心迎接他回歸社區呢？這是目前最令人憂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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