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拜登： 他的中間路線能重振美國嗎？》。（圖／八旗文化提供）
● 《喬．拜登： 他的中間路線能重振美國嗎？》／八旗文化
第八章「做好一個總統」
是否要對川普政府追究責任？
拜登進入白宮之後，自然會有一些棘手的挑戰等著他，其中之一就是要如何處理川普這個人。即使作為平民，川普仍然是一個政治及法律上的麻煩。他早在投票前就已經跟支持者講說，他如果會選輸，一定是有人作弊。在策劃近期可能的戰略時，民主黨已經在思考川普有可能會鼓動暴亂。拜登的幕僚沒有選擇餘地，只能開始討論這個過去認為根本是鬧劇的劇本。
他的一名高級幕僚跟我說：「大家到處在傳一個說法，說他到時候會把自己用鐵鏈鎖在林肯臥房的床上，賴著不走。」實際上，他們希望政府當局屆時會出手阻止任何人非法占據白宮西廂。這名幕僚接著說：「憲法上，一月二十日新總統就接掌大權，也開始有權指揮所有的政府單位，」他這裡指的是軍方和警方。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同時還得面對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難題：即使還沒投票，就已經有民意在問，新任政府將如何追究前任政府的腐敗、瀆職、與管理不當？
▲美國前總統川普。（圖／路透社）
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凱文．克魯斯（Kevin Kruse）呼籲拜登仿效一九三一年「佩科拉委員會」（Pecora Commission）的方式，調查前任政府對新冠疫情的處置方式。佩科拉委員會以其調查長斐迪南．佩科拉（Ferdinand Pecora）為名，成立目的是要調查一九二九年經濟大蕭條的起因。
結果他們意外發現，美國幾個位高權重的機構高層嚴重的貪腐，他們不但偷偷發給自己紅利，而且還以低於市價的價格將股票發放給一份秘密名單上的大客戶。事情曝光之後，民間因此開始支持羅斯福的「新政」，進行政治、經濟面的全面改革，其中包括成立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克魯斯說：「我們有前例可循。傳統上，要是發生可怕的事情，尤其是已經有幾十萬美國人民死於非命，政府必須成立像九一一委員會那樣的單位，展開調查。」
不過， 克魯斯希望的是， 如果成立「新冠疫情調查委員會」（Covid-19 commission），該委員會調查的範圍要涵蓋他所看到的川普時代的貪腐、瀆職。「要推這個很難，因為政治上，就是會有一些人把合理的追究責任，當作是政治追殺。」歐巴馬政府之所以沒有起訴那些販售不良債券與衍生性金融商品的銀行，以及中情局那些刑求逼供者，主要的原因在於歐巴馬，如他自己說的，「要往前看，不要往後看」。
但克魯斯認為這種想法是錯誤的：「你每一次這樣做，都是把正當的究責當作是莫須有的報復。之後我們一定得付出代價。如果本該予以究責的嫌犯都得以倖免，甚至後來又復出，擔任要職，他們就會越來越肆無忌憚，因為他們這一次又脫身了。不向他們究責，只會腐蝕大家對體制的信心。大家會說：『我犯點小錯就去坐牢了，但這些人做的事比我壞多了，卻逍遙法外。』他們說的真的沒錯。」
有人向拜登建議起訴特定幾個人，拜登拒絕；他說「那是司法部那些專家的事」。但是後來，川普開除原先受命監督防疫工作的監察長，拜登因此誓言以後要任命一名監察長來追查三月國會通過的二點二兆振興方案。他說：「被貪汙掉的每一塊錢，我們都要找到。我們會把錢找回來，並嚴懲不法者。」拜登警告「任何參與川普總統及其政府虧空國庫的貪汙行為的人」，調查單位可以將可能的嫌犯移送司法部。
▲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我和布提傑談到對川普究責這件事，他說，美國的年輕人比較不會認為把歷史翻到新的一頁——例如一九七四年福特總統特赦尼克森——是什麼高貴的向前行。「我覺得調查委員會的想法真的很有意思。不管它如何運作，首要目的都必須是能夠讓共和黨擺脫川普主義，繼續前進，並省思共和黨為何會掉入這個陷阱。它不可以是讓得勝的政黨去清算敵人，它必須是這個國家的療傷過程，必須是價值與典範的確立。」
很多人批評歐巴馬政府在追究前任政府責任上做太少，甚至包含許多當時的政府官員，這點相當令人吃驚。歐巴馬的一名助理告訴我說：「我們在歐巴馬執政初期學到的一課是，息事寧人對我們其實沒有一點幫助。因政治動機而起訴某人當然不應該，但是如果在遵守法治原則下追查責任，那就應該要去進行。不起訴任何人，沒有讓我們從共和黨或企業界那裡得到任何的善意或掌聲，甚至反而失去了一個修補美國經濟與國家安全破洞的寶貴機會。」
如何拉攏進步左派？
拜登如果當選，新政府在最初的一百天除了要規劃好施政的計畫表之外，不但要面對右派的反對者，同時還得應付民主黨內部的掣肘。八月時，競選團隊中的氣候變遷小組「日出運動」在推特發文給「建制派民主黨人」，誓言就算川普下台，還是會繼續批判政府：「拜登只是我們將川普踢出白宮的工具。請各位準備好迎接來自憤怒年輕世代地獄般的四年。」麥可．卡津（Michael Kazin）是史學家兼左派季刊《異議》（Dissent）的共同編輯。為了了解拜登會用什麼方法整合黨內的中間派、寇蒂茲側翼等等派系，我找卡津在華府一處公園做了一次訪談。我們保持社交距離，隔著野餐桌，分坐兩端，活像冷戰小說中的間諜。
卡津說：「歐巴馬拉高了人民的期待。左派的人，先不管到底有哪些人，會說：『他承諾的那些東西我們都很喜歡，但是他沒有做到。』這裡的問題在於，這有多大程度是他的錯？ 有多少是他無法克服的結構性障礙？ 時機對不對？ 以及他該怎麼做來救經濟？ 問題有一部分在於因為他相信兩黨可以合作。我認為，他太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以為自己能夠運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和論述來說服人民。」
令我驚訝的是，卡津認為，年輕進步派儘管話說得很激進，不過還是會支持拜登的一些政見。「左派，特別是年輕的左派，有很多人都認為必須將民主黨拆開，由寇蒂茲等這樣的人來帶領。但是，從策略上來說，他們卻知道現在人民並沒有這樣想。他們積極助選，幫助主張全民健保、免學費大學、優質公共住宅、警政改革，甚至是削減警方預算的民主黨左翼人選。雖然這些都是很激進的改革措施，但還是改革。」他提到《異議》最近有一篇文章呼籲仿照澳洲實施「強制投票」（mandatory voting）。
他說：「這不太可能在美國發生，不過，要有的話，就太美妙了。」忠誠反對黨必須探討這種構想，那是他們工作的一部分。「請注意，我們是激進的刊物。我們必須談這種事情。我不認為我們真的要削減警方的預算，但是我們支持人民探討這個想法。」
他說，拜登如果想留住左派，讓左派成為他的聯盟，就必須確實將最低工資提高一倍，並讓工人更容易組織工會。「這種事情不會一次全部完成，但是，工會，包括支持桑德斯的工會，現在大部分都是支持他的，因為他們知道這才是真正的有好處。有些事情歐巴馬搞不懂，但是拜登知道，譬如工會是民主黨重要的基本盤。工會的人越多，民主黨就選得越好。你從白人選民身上就看得出來：工會白人選民投的是希拉蕊，非工會白人選民卻一面倒投給川普。這種差異特別大。」
最重要的是，他說，如果拜登要做到他那些羅斯福式的承諾，他必須先努力恢復美國人民對政府的信心，讓他們知道不論他們屬於哪一個黨派，政府都會回應他們的需求。他說：「一九三○年代的美國政府運作良好，二戰期間運作也很順暢。所以人民有信心，因此他們會一直把票投給自由派或共和黨溫和派。」可是現在，人民對政府已經失去信心。「現在你必須想辦法說服人民相信政府會說到做到。左派的人現在的看法是，『全民健保，人民喜歡！』不過，是啊，要做得到才行。」
▲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圖／路透）
歐巴馬支持的就是這種觀點。他曾經指出，進步派的主張是有彈性的，只要他們能看得到有結果就好。他說：「我不認為他們真的會一項一項檢查他們的政策目標是否有達到。他們真正想要看到的是，你能讓政府機器動起來，去推動我們的理想，去滿足我們的期待。他們想看到的是，如果美國人大多數都支持處理氣候變遷，你會把一些事情做出來，而不是被卡在參議院或眾議院，結果一事無成。」拜登如果想獲得來自左派的支持，方法之一就是找進步派到他的政府當中擔任要職。
桑德斯那邊一名資深顧問告訴我說：「坦白講，你去細看歐巴馬在位那幾年，他們內部根本沒有什麼進步派的聲音。你有聽過他們中間有人質疑說：『嘿，你這樣放棄太多原則了。你不是應該和這些混蛋鬥一下嗎？』」但是在拜登政府內部，他接著說，「那也許是幕僚，也許是他身邊的人。如果他代表的是民主黨內建制派的聲音，那麼這些握有實權的人就有職責要追問他說：『好，你要用什麼方法來幫助那些有所失去的人？』」
拜登在這方面已經有一些表現。多年來，他一直倚重道尼倫、克萊恩、考夫曼等這一群幕僚。去年，《政客》（Politico）雜誌形容這一群幕僚「非常像拜登：既老，又白，在民主黨內有過輝煌的戰績。」但是這個點將錄遺漏了西蒙．桑德斯（Symone Sanders）等幾個人。
西蒙．桑德斯今年三十歲，曾經擔任伯尼．桑德斯的助理，是拜登陣營中最有影響力的黑人顧問。拜登知道，要能滿足美國人民的種種需求，他必須廣納賢才，在他身邊招募一群有各種背景與經驗的人。他告訴我說：「我的政府看起來一定要像美國。這很重要，真的，真的很重要。」他說，他希望以後的人們記憶中的拜登是「知人識任，將許多才華洋溢、但本來沒有機會一展身手的人帶進美國政府。」
民主黨溫和派總認他們黨內意識形態的鴻溝並不太大，是在可控範圍之內，這總是讓我訝異非常。有一次我向溫和派的明尼蘇達州參議員克羅布查提到說，拜登想要保住左派的支持恐怕有困難，她回答我說：「我不同意。」她說真的有鴻溝存在的，是支持川普和反對川普兩邊的人。「我們黨內的歧異沒那麼大。你看參眾兩院的警政改革議案，眾院和鄉村地區很多溫和派都支持它。」
「日出運動」在推特上的貼文儘管砲火猛烈，其創辦人之一普拉卡什卻認為拜登當總統是一個好機會。她說：「我們一定要讓這個人當選，讓我們的政策真的有機會得到落實。在美國，進步的政策總是發生在溫和派總統當政時。尼克森在位時，我們建立了環保署！ 艾森豪在位時美國建造了州際高速公路。」她笑一笑說：「關鍵在於不要自滿或自以為是。要在中間找到有利位置，然後站穩腳跟。」
團結、妥協、和諧，太愚蠢？
二○二○年整個夏季，川普的民調一直落後。拜登獲得的民調數字是有現代民調以來所有挑戰現任者的人當中最高的。 川普雖然後來在白宮前面舉辦競選活動，民調也還是沒有起色。拜登常說他要追求「全國人民的團結」。但那是什麼意思呢？ 追求團結是治療政治癱瘓的良藥嗎？
人民對「團結」的期待曾經幫助歐巴馬進入白宮。不過現在團結的意義已經不一樣了。就業家庭黨的米契爾告訴我說：「歐巴馬的選民是一群天真的美國人。現在這一群人已經長大。他們現在比較憤世嫉俗，比較強硬，問題比較多，想知道的數據也比較多。大家都想知道：『那個政策的細節如何？』現在大家都會上網，會仔細地閱讀、檢視施政計畫。所以拜登必須明白說清楚：『只要我們翻轉參議院，哪些政策就會付諸實行，哪些人會進入我的政府擔任要職，哪些川普時代的政策我會翻轉。』你不能只是含糊帶過。」
這個夏季，歐巴馬有時候會住進他們位於瑪莎葡萄園（Martha’s Vineyard，在麻州外海的一座小島上）的家，寫他的回憶錄。我問他會如何預測將來拜登政府的表現。桑德斯退出之後，他開始支持拜登，在競選團隊中扮演恰如其份的角色，總是在電視談話會、募款餐會中適時出現在競選人拜登身邊。他和拜登常常講電話，只是大家都不知道他們聊些什麼。川普也樂得把拜登政府描繪成歐巴馬時代的公然復辟。歐巴馬最近一次在約翰．路易斯喪禮上慷慨激昂的演講，提醒了愁雲慘淡的民主黨他們曾經也有一段樂觀的歲月。
▲歐巴馬的白宮回憶錄《應許之地》（A Promised Land）。（圖／翻攝自Facebook／@barackobama）
民主黨建制派沒有讓美國有多大的進步，年輕人感到很失望。我向歐巴馬問到這個問題。他舉健保為例，告訴我說：「我和喬都發覺到種種束縛和羈絆，覺得很苦惱。但就當時的條件來，我們盡力做到最好了，兩千多萬人因此有了健保。密蘇里州也擴大了照護措施，那大約是幾十萬人。而且現在你還會有機會進一步予以改良。所以，對於年輕世代，我想我可以這樣回應，那就是，是的，你們應該繼續大力鞭策！ 因為進步就是這樣來的。」
有人批評說他的政府太容易妥協。他對這個說法有點惱火。「我想要推動的法案，喬想要推動的法案，至少和目前很多年輕人的理想一樣大膽、進取。你要是去問喬還是問我說我們有沒有後悔什麼事情，我們從我的政府學到了什麼教訓，那麼我會說，那並不是我們提出的計畫不夠大膽，而是因為我們始終相信共和黨在國會會遵守遊戲規則，會願意協商與妥協。」
二○一二年，歐巴馬競選連任，那時他曾經寄望勝選之後會出現一個配合度比較高的國會。那時候他曾經說：「一時的政治激情會消退，因為在共和黨的傳統中，始終是有務實理性的。」不過那個希望後來破滅了。他告訴我說：「我和年輕人碰面時，我對他們說，請注意，我們的氣候倡議非常先進，只是沒有通過。之所以沒有通過，不是因為有說客和金主在我們耳朵邊竊竊私語！而是因為我們在參議院沒有六十席。公營健保選項也是這樣，移民改革也一樣，都在國會被擋住。事實上，共和黨的做法傷害了參議院由來已久的那種協商和妥協傳統，喬剛進去參議院的時候是有那個傳統的。他應該花了一點時間才有辦法適應那個傳統的消失，因為他有那種把事情搞定的經驗。我想對他來說，看到參議院這樣的機構淪落如此，他應該會很難過。」
拜登常常說美國「不產生共識就無法運作」。但是，當他強調國會的和諧很重要的時候，很多年輕人覺得他要不是被耍了，就是自己不戰而降，向敵人低頭。二○一九年他曾經說，川普下台之後，國會議員將會「幡然醒悟」，這個說法就飽受嘲諷。不過，依照他的想法，兩黨會不會合作端看勝選的程度而定。他告訴我說：「如果我們贏了，我們會多出五到六席，我想這時候國會就會幡然醒悟，因為到時候你真正需要的其實是共和黨裡面稍微看到了那個光明的三席，或四席，或五席。我覺得，川普雖然不在，你還是不能低估他的影響力。他那種報復心、卑鄙，不惜自己花錢追殺宿敵，你看賽辛斯（Jeff Sessions）就知道了。」賽辛斯是前司法部長，川普在前不久的阿拉巴馬初選中把他毀了。
那年夏天我曾經和歐巴馬政府一名資深官員碰面，他很擔心拜登太過樂觀，恐怕會付出不少代價：「他真的認自己能夠把反川普人士帶進國會，建立某種兩黨共識嗎？ 我從我的經驗中知道那根本是個陷阱。我們卻走進去了。你的人馬失去信念，但共和黨一點也不會感謝你。你浪費了很多時間，結果還出現了更極端的茶黨！」
「給人民光明，他們自己就會找路走。」
八月，在眾人的引頸期盼下，拜登做了一個意義非常清楚的選擇：邀請賀錦麗作他競選的搭檔。賀錦麗來自加州，是資淺的參議員。拜登當時支持種族、族群多元甚於意識形態多元。他找賀錦麗作副手，讓她可能成為第一個擔任美國副總統的黑人、南亞裔，與女性。不過她和拜登一樣，從來不是進步派的首選。她在參議院雖然也擁有最具自由派色彩的「贊成」紀錄，但是她當年擔任舊金山區檢察官和加州檢察總長的多次表現，卻讓進步派很失望。那時候她曾經對警政改革舉棋不定，卻嚴厲起訴逃學學生的家長。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拜登宣布的時候，賀錦麗就站在他身旁，展現出躍躍欲試、加入戰場的旺盛企圖。她批評川普治理下的美國經濟「和他接手的每一件事情一樣，被他搞得一塌糊塗」。她還猛打川普說「每八十秒就有一名美國人死於新冠肺炎」。川普及其代理人勉強找到了一種反擊的方式，即取笑她的聲音、姓名，甚至還發電郵給支持者，說她「在美國參議院所有人裡面最卑鄙、最可怕、最無禮，而且最自由派」。
獲知拜登這項宣布之後，我打電話給之前在示威遊行中認識的康德絲．貝克，詢問她的看法。她之前曾經說自己「很不幸」打算投給拜登，現在她則是很高興選票上出現一名黑人女性候選人，但是她擔憂其中的政治算計。「我贊成候選人改變立場或是承認：『嘿，那是二○一五年，那時候我比較不了解事情。』但是我還是需要賀錦麗講清楚她為什麼會改變立場。」她說：「光是說今非昔比當然不夠。」
八月下旬，賀錦麗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演講。她話說得很好聽，但沒有解釋清楚問題：「新世代激勵了我。你們逼迫我們了解這個國家的理想。」她會在拜登政府擔當重要角色，但是不會像拜登那樣替歐巴馬做對國會的聯絡官，因為拜登自己可以扮演那個角色。她顯露出一股潛力，似乎足以擔當和年輕、更多元的選民溝通的橋梁，而且，從接下來她與彭斯副總統的辯論會開始，她強大的聲量將能夠對抗川普主義，彰顯拜登政府的價值觀。拜登一向很驕傲他是一個忠誠、守本分的副總統，而賀錦麗也需要習慣她作為黨內第一順位接班人的新地位，同時不要冒犯她的老闆。
▲拜登與賀錦麗。（圖／取自buildbackbetter）
民主黨這一次全代會和這個時期的很多會議一樣，都是線上會議。這樣的侷限更喚起了人們心中的焦慮。歐巴馬對美國人民，尤其是年輕人，做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說，要求他們不要再憤世嫉俗，不要再對政治冷漠。要不然，他說：「民主將會開始萎縮，甚至最後會死亡。我們不能讓這種事情發生。」在他的論述中，個人主義更是一種責任，而非為所欲為的特權。「不要讓他們奪走你們的權力。」
這樣的前奏響起，揭開來拜登這場堅持端正風氣、理性務實，並悲嘆美國的「黑暗時代」（season of darkness）的選戰的序幕。在 一次演講中，他雖然沒有點名川普，但是卻力言美國人民不應受制於過去與當前的失敗。他宣稱：「我會努力激發美國人民最大的優點，而非最大的缺點。」他引用民權運動偶像艾拉．貝克（Ella Baker）的話說：「給人民光明，他們自己就會找路走。」
全代會上，平民百姓一個接一個上台見證他們經歷的挫折。來自亞利桑那、三十九歲的克莉絲丁．烏爾奎瑟（Kristin Urquiza）說，她父親馬克．烏爾奎瑟之前投票給川普，也相信川普對疫情防治的保證。但是，她說，他後來卻「孤伶伶一個人死在加護病房，只有護士握著他的手」。來自新罕布夏、十三歲的布瑞登．哈靈頓（Brayden Harrington）在台上表示感謝拜登曾經說他們兩人「是同樣的人，因為我們都口吃」。
過去，正式的代表唱名在民主黨全代會是很普通的儀式，但是這一次用錄影的形式呈現，呈現了美國南起加勒比海，北至達科他、阿拉斯加之遼闊富饒的國土，視覺很俗麗，但卻有安撫振奮人心的效果。它很適合當下的美國，因為此時美國人民在痛苦的經驗中學到了一個教訓，那就是：政客或許可以給我們光明，或至少不遮蔽光明，但是路卻要我們自己找才行。
療癒的語言
如果拜登當選，中國崛起、氣候變遷、人工智慧對經濟與就業的衝擊，更別提如火如荼的兩黨惡鬥，種種爭議與策略都等著拜登總統去處理。然而，在此之外，有一系列更深層的問題將決定拜登政府的本質。在針對美國的宿疾開藥方時，左右他的決策的是人生中兩種截然不同的力量，一個是高舉個人責任的美式政治神話，一個是發生在他個人身上的不幸際遇。
哈佛大學政治哲學家麥克．桑德爾在《成功的反思》中寫說：「即便不平等問題已經嚴重到無以復加，美式大眾文化卻不斷地教育大家，認為人必須為自己的命運負責，你種下什麼因，就得到什麼果⋯⋯成功，是自己的功勞；失敗，我們只能怪自己，不能怪別人。」然而，在這個新冠病毒肆虐、系統性不正義無所不在的時代，桑德爾主張，「切身感受到生命之不可捉摸的偶然性，將使人產生一種謙卑，體會到『因為神的恩典，或是因為我意外的出生，或是神秘不可知的命運，我才成為今天的我。』」
拜登，永遠的政壇風向球，這次打賭美國人期望一種新型態的政治。他很清楚國會議員心裡在想什麼─他們會搞權力平衡，會趨吉避凶，會縱橫捭闔─但是他相信那裡面至少有幾個人會願意和他合作。不過，他的團結的形象仰賴的不僅僅只是華盛頓的政治機器，更在於他要讓人民感覺到，首都之內確實有人在聽他們說話。
▲美國總統拜登，永遠的政壇風向球，這次能否順利團結美國人民，全球都在看。（圖／路透）
在二○二○年這一場史無前例的古怪選舉期間，拜登的助理每一天都會找一名平民百姓和他講電話。春季一天的下午，和他連上線的，是密西根州迪爾彭（Dearborn）的穆罕默德．卡札茲（Mohammad Qazzaz）。卡札茲是咖啡烘焙業者，三個禮拜以前確診感染新冠肺炎。拜登打電話過來時，他為保護妻小正在做居家隔離。
卡札茲做了電話錄音，後來放給我聽。他在電話中告訴拜登說，他兩歲的女兒不懂他為什麼都不出房門：「她一直叫我，『把拔開門，把拔開門！』」他講這件事時，聲音都哽咽了。然後他力持鎮靜，向拜登說：「副總統，很抱歉！」拜登回他說：「你不需要抱歉。我覺得你的情緒完全合理。然後，就像我媽媽說的，『你要把它釋放出來。』」
他告訴卡札茲說，他的小孩子也曾經像他女兒那樣，不了解他們家遭遇的危機。「我們的遭遇很不一樣，不過我勉強可以懂你的心情。」他建議卡札茲和女兒玩個隔門遊戲，要她猜數字或顏色。「跟她講故事，告訴她爹地病好了以後會是什麼樣子。」然後他們還聊到卡札茲的父親，他從耶路薩冷移民來美國。「你聽我說，你會平安無事的。咱們美國之所以是美國，就是因為它是個移民國家。」這一通電話原本預計講五分鐘，但後來足足講了二十二分鐘。
聆聽那一段錄音，讓我想起羅斯福總統一句很多人都知道的話：「總統並非只是行政長官⋯⋯ 他更是一個道德領袖。」喬．拜登的一生充滿了種種的錯誤、懊悔，以及慘痛的悲劇。他如果當選總統，他不會說冠冕堂皇、打動美國魂的好聽話，但是對於哀痛中的美國，他或許能給予一種慰藉，一種療癒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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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不過，他的團結的形象仰賴的不僅僅只是華盛頓的政治機器，更在於他要讓人民感覺到，首都之內確實有人在聽他們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