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害小燈泡的王景玉，為什麼免死判「無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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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報導指出，殺害小燈泡的王景玉案，最高法院駁回上訴，無期徒刑確定。

由於最高法院判決還沒出來，也沒看到法院新聞稿，以下是「高院更一審」判決的量刑理由。

「臺灣高等法院107 年上重更一字第6號刑事判決」的量刑部分寫了24頁，以下是濃縮摘要，全文還請上司法院裁判書網站查詢。

1. 不適用《刑法》第19條減刑

《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

法院認為，王景玉雖然在案發前出現幻聽、錯認妄想等思覺失調症，卻因為沒有病識感而沒有求醫或求助，將妄想內容付諸實行，這是他的犯罪動機跟目的。

但王景玉犯案時，判斷外在的道德或法律規範能力並沒有顯著下降，具有足夠的辨識、控制能力，並沒有《刑法》第19條的情形，王景玉應負完全刑罰責任。

▲小燈泡案兇手王景玉，2018年攝。（圖／記者屠惠剛攝）

2. 《刑法》第57條的審查

依照《刑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

（1）犯罪動機、目的：

為將妄想內容付諸實行，在人來人往街道上，隨機選擇不相識之兒童，下手殘殺被害人，犯罪動機、目的甚為自私、殘忍，可責性甚高。

（2）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時，客觀上並未受到外來刺激。

（3）犯罪之手段：手段殘酷、心態兇狠。

（4）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

▲ 王景玉家庭關係疏離且衝突，國中被霸凌，每天被同學揍，只會躲起來哭。（圖／資料照／記者李毓康攝）

● 家庭與教養關係：

家庭關係疏離且衝突、教養方式嚴厲，讓被告感到自卑、不被接受、亦無穩定情緒支持，轉而依賴同儕，透過吸毒以逃避情緒困擾，因自卑而不敢嘗試建立親密關係，僅以嫖妓、自慰抒發性需求。

96年至大陸地區就業不順，98年間回台後因工作不定，逐漸出現精神症狀致家庭衝突增加。

回台後，感覺「傳宗接代」的需求和責任愈來愈重，為此感到憂心，同時氣憤父母親都不關心，也不幫忙傳宗接代之事，進而發展成自己「非父母親生」的妄想。

● 人際關係：

國中曾受霸凌，每天被同學用拳頭打4、5下，僅躲起來哭泣不敢反抗。

高中時期有數位好友，常與朋友一起蹺課、打架而兩度被退學；高中畢業後，可穩定與同一群朋友密切往來。

大陸地區工作返台後，逐漸與朋友失去聯絡，期間被告工作不定，屢與上司、同事衝突，職業功能不佳，之後幾乎都在家與人隔離、退縮狀況嚴重。

▲王景玉的父母對兒子欠缺「病識感」，甚至排斥讓兒子就醫服藥，使王景玉的精神病未能即時獲得治療。（圖／記者楊佩琪攝）

（5）犯罪行為人之品行：

a. 95年間，因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經法院裁定觀察勒戒、同年再因持有安非他命，拘役30日。

b. 依照訪談鑑定報告，造成被告罹患思覺失調症，並產生上開妄想與偏邏輯思考之原因，主要為被告對其原生家庭環境長期感到自卑，造成被告退縮，與外界孤立的性格與人際關係。

c. 被告父母對被告於99年10月、103年10月兩度因暴力及懷疑非父母親生而被強制送醫後，對於被告長期諸多怪異行為，仍均「欠缺病識感」，甚至排斥讓被告就醫服藥，造成亦無病識感且服從性較高之被告，未能及時獲得必要治療。

d. 醫院對於被告案發前，已出現2次精神疾病發作產生之暴力行為，僅建議應回診治療，並未於被告出院後持續追蹤，亦未通報追蹤。

▲ 王景玉犯案時，智力因精神疾病明顯退化到輕至中度。（圖／記者屠惠剛攝）

（6）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

國小、國中可維持中等成績，高中因蹺課過多、打架而兩度被退學。

赴大陸地區工作返台後，26歲時就讀夜校獲得高中畢業文憑，被告學業表現屬於中等，並無極端優劣表現。

鑑定時之認知及智能評估，呈現邊緣至輕度障礙程度，而過去智能表現可達中等至中下程度，顯示其目前智能水準有輕至中度退化明顯情形，應該是思覺失調症之症狀影響，且經治療後可有進步的空間。

（7）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無任何關係，隨機選定被害人。

（8）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破壞社會治安至深且鉅。

（9）被告犯罪後態度：

被告行為時及行為後至今仍無愧疚、悔悟之意，而被告尚未能理解其犯行之重大惡性，其道歉只是為獲得對自己有利之判決結果，且被告未能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或積極給予損害賠償，也無具體之彌補損害計劃，同理心薄弱，以致被害人家屬迄今仍無法寬宥被告之犯行，難認被告犯罪後態度良好。

3. 《身心障礙公約》量刑考量事項

依照《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規定具有我國國內法律之效力，因此法院依《憲法》第80條獨立審判時，應適用具我國國內法律效力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被告殺人犯行之動機與目的，根源於他是思覺失調症患者，屬《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所指之「身心障礙」。

被告所犯雖然是公政公約所定「情節最重大之罪」，量刑時應一併審酌被告行為時之精神狀態、精神障礙與犯罪有無因果關係、責任能力是否欠缺或顯著減低，不得只是因爲所犯為「情節最重大之罪」，就量處極刑。

▲ 王景玉是是思覺失調症患者，是《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保障的「身心障礙」。圖為王景玉的辯護律師黃致豪（圖／記者吳銘峯攝）

4. 綜合整體考量：無期徒刑

被告之犯罪手段極為兇殘，犯罪所生危害甚鉅，惟被告因對其原生家庭環境長期感到自卑，造成退縮，與外界孤立的性格與人際關係，而被告父母對於被告長期諸多怪異行為，仍均欠缺病識感，甚至排斥讓被告就醫服藥，造成亦無病識感且服從性較高之被告，未能及時獲得必要治療，且相關醫療院所未於被告因精神疾病發作入院治療出院後持續追蹤，亦未通報其社區或其他社福等機關（構）追蹤，以致於被告產生上開的偏邏輯妄想。

被告先前之工作及生活狀況，他並不是慣於使用暴力之人，雖自述犯罪之動機、目的在以殺人之手段行為，以完成達到傳宗接代之目的，實係起因於被告罹患精神疾病而長期出現幻聽覺、妄想等思覺失調症患者之症狀，進而改變其思考、情緒、行為，以致自陷於無法轉圜之情境，萌生犯本案殺人重罪之決意。

被告行為固然可惡、兇殘、隨機殺人，使社會大眾陷於隨時有遭受生命危險之恐懼情緒，造成人心惶惶不安，嚴重危害被害人及其家屬，並嚴重破壞社會安全秩序，然立法者既未將《刑法》殺人罪的法定刑定為唯一死刑，而將「無期徒刑」亦同列為選科之刑罰，其目的即在賦予審判者能就個案情狀，審慎酌定，以使尚有教化遷善可能之犯罪行為人留有一線生機。

被告經鑑定人2位專業精神科醫生鑑定，都認其有幻聽覺、妄想等思覺失調症患者之診斷病症，為患有精神疾病之人，雖因被告欠缺病識感及其家人排斥讓被告就醫治療之態度，而未能及時完全接受治療，但參考醫師等人證述，若施以適當藥物治療、專業心理輔導，得以改善、減輕其聽幻覺、妄想等病症，再佐以監禁期間之教化、矯治其偏差想法及行為，被告有改善之可能。

只是被告如果沒辦法保有安全適當照護、治療與合理保護監控的協助，還有再犯類似案件之高度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