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瑞／余紀忠被狀告蔣經國　說美洲中時「為匪張目」（我與美洲中時之十二）

▲余紀忠開辦美洲中時，本意從來不在扮演國民黨的「海外文化隊伍」。（圖／作者周天瑞提供，請勿隨意翻拍，以免侵權。）

●周天瑞／曾任中國時報政治組記者、專欄主任、採訪主任、副總編輯、美洲中國時報總編輯、環球電視總監、新新聞董事長、中央電台董事長。在《美洲中時》停刊後，於1987年返國共創「新新聞」，他始終是影響「新新聞」的關鍵人物。他的每個階段都充滿「有所為有所不為」、「合則留，不合則去」、「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故事，備受媒體敬重。

前後半個月的奧運賽事很快過去，奧運之後，我即刻回到台灣，倒不是因為想急於打探風聲，而是因為簽證逾期，不得不回台補辦簽證。

很多人不知道，奧運期間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非法移民，隨時冒着因非法居留而遭逮捕的風險。奧運前當我發現這個問題時，余先生寧可我逾期居留也不許我遽離職守，囑我以奧運新聞為重，在奧運結束後方得返台。

這時候回到台北，一切出奇地平靜，畢竟相距遙遠，還沒有幾個人知道天底下有了如此驚天動地的奧運報導。台灣報紙的奧運新聞，果然縮手縮脚，顯得行事猥瑣，毫不稱頭。我很低調，沒有四處張揚，祇在時報老同事面前現現寶，當我把帶去的報紙攤開在他們面前時，個個驚嘆欣羡不已。那時候在台灣，他們是完全不能這麼做的；而美洲中時這樣的編報，則是每個新聞人的夢想。

外界還不知情，但是，完全知情的余先生則稱許有加，他對美洲中時終於上了軌道非常滿意，尤其讚賞奧運新聞的處理，在與我所有的談話中沒有顯露絲毫擔心。以下姑且說一段故事來反映他的好心情。

有一天余先生約我去家裡用早餐，聊到九點多，要我陪他去高爾夫球場走走。出得門來，天空飄着細雨，便改變主意說：走，我們到北投泡溫泉去！

有沒有聽錯？要我去跟他老人家泡温泉？難不成我們要一起洗澡？

沒有錯，就這樣搭着他的座車直上北投，進了「吟松閣」，這是起自1934年的一處日式温泉旅館，遠近馳名（已在2014年歇業）。余先生說，他常與家人來此休憩。

我獨自待在屋裡，沒見屋裡有池子，不知道該幹嘛。不久，余先生喊我，我循聲見他已泡在一個中型池子裡，他說：「你也下來呀。」

原來他真要我與他一起洗澡，這可是從來沒有過的經驗，我非常不自在地聽命入池。泡完温泉，進到房裡，他已約了兩位盲眼按摩師，他讓其中最好的那位幫我按摩。

之後，他又帶我到中山北路剛開業的老爺大酒店吃大餐，吃完大餐後再送我回旅館，才結束了這天從早餐到午餐六個多小時的相處。自始至終他都顯得非常開心。

關係最接近之時

那是余先生和我關係最接近的時候，過去在籌備期間，有一回召我從匹茲堡到紐約聚晤，曾同寢一室，相談竟夜。這回關係發展到「袒裎相見」的程度，真不可思議。

兩個年齡相差38歲的一老一少談時局，聊公事，也話家常，具體談了什麼，已不復記憶。唯有一事印象深刻，他問我對他的幾個孩子有什麼看法？我不知何來此問，很不好回答。如我所說，我不慣對我沒有考評權的人向老闆說長道短，此時我依舊不想破例。還好，突然間靈光閃過，悠然答曰：「我覺得他們各有其妙。」

我自覺答得巧妙，沒有不答但也沒具體答，細細體會似乎還有那麼點意在言外。余先生或許聽得出來，但沒有追問。他沒有追問，是因為不想知道，還是不想為難我？不知。但非常明顯，那是我所見美洲中時開辦以來他最快樂的時候。

為什麼有這麼一個特殊的半日聚？當時沒想太多，大概這是老先生一種別出心裁的「犒賞」吧？我至今沒告訴過誰。現在寫在這裡，不是自吹自得，祇是留着和後來的反差做個對比，他此時與後來流露的矛盾心理很是匪夷所思。

8月24日我返回紐約，9月5日，接到余先生從台北打來的電話，告訴了我一個非常不好的消息。

余先生在電話另一端說，今天的國民黨中常會上，中央日報的曹聖芬董事長首先開砲，聯合報的王惕吾董事長接著呼應，直指美洲中時的奧運新聞罔顧黨國立場，「為匪張目」，要黨中央密切注意。

這個訊息顯示，黨營的中央日報和民營的聯合報聯手打擊另一家民營的中國時報。也就是說，余紀忠被曹聖芬、王惕吾狀告中國國民黨主席蔣經國，說：美洲中時「為匪張目」！

王惕吾和余紀忠是台灣兩大民營報業霸主，因長年的競爭和利益衝突，演變到不相往來、王不見王的地步。台北政治、文化圈有一句流行語刻劃他們的關係最是傳神：「要余老闆和王老闆和好，比國共和談還難！」的確，在他倆棄世前，起碼有三十年沒說過話、沒打過交道，這兩位倔強的老人真做到了老死不相往來。

王惕吾也是世界日報的老闆，兩個仇人的戰爭從台灣打到美國，本來世界日報在海外華人報界已穩居首席，但自從美洲中時尾隨而至，便備受威脅，光景大不如前，奧運以後尤其招架不住。我們絕不能說王惕老在常會公報私仇，我們必須十二萬分恭敬地說，曹、王兩位報老闆純粹因為忠黨愛國，心所謂危，故而不得不向主子剴切進言。

邀請報老闆「入常」，且不以黨的機關報為限，連最大的兩家民營報也一併吸收，是蔣經國在1979年底的創舉和傑作，乃一咄咄怪事。當時我是台北中國時報的採訪主任，很不以為然，曾傻乎乎地勸余先生迴避，他也一度猶豫，但終究身不由己，還是為黨「捐了軀」，入了常會。現在，同儕刀箭齊發，揮向他來！

他在電話中說，他的心情很沉重，為了黨國利益努力一生，想不到竟受到這樣的污蔑，很痛心。但轉而告訴我，我們做得沒有錯，要我在第一線不要受影響，繼續做我們該做的事。

我聽後頗受感動，即向他說，需不需要我即刻回台幫他分擔一些向有關方面的說明？他說，暫不需要，他來處理，要我好好工作。

放下電話，我暫且沒有聲張，繼續當天的發稿編報。到了半夜兩三點，也即是幾個小時後，他親筆寫了一信電傳而來，內容如下：

天瑞：這幾天，中央日報的「赤色陷阱」刊出後，大華晚報更是公開要求「肅奸防諜」，這樣的血口噴人，你身當其境必定感慨萬千。但就在這關鍵時刻，我要特別的提醒你們，必須冷靜沉着，堅持立場，萬不可情緒化，也不可灰心喪志。他們的目的在打倒我們，他們的手段是乘間蹈隙，挑撥中傷，無所不用其極。他們就希望不斷刺激我們的情緒，從而達到預想的目的。

因此我們要深深記得，對付冷酷的時代祇有堅持一貫的主張 : 愛自由，愛民主，愛國家，為國為民，無私無慾，始終不渝的，踐行我們的信念，時日之來，必能給海内外國人看透許多陰暗卑劣的用心，和我們清白的操守與堅貞的志向。

投身黨國已達半世紀之久，創辦中國時報，亦達三十四年，日夜殫心，鞠躬盡瘁，乃逢此横逆，夫復何言！然而中夜醒來，偶一想及人生之困頓挫折，之多之繁，如我所經者，亦屬無多。惟其艱困重來，壓力横生，我必須有勇氣，有定力，才能與邪魔抗衡；必須有骨，有血，萬斤壓力打不破我的信守決心，才能不愧一生。

天瑞、啟成、建新，你們都是時代中的優秀青年，你們都有我的愛，我的信任和期望。希望體念我今日執筆寫信時的心情，自己堅強起來，有勇氣的踏上人生奮鬥的道路。

這是一封至為沉痛的信！信裡一開頭說的，即刻在我腦海裡浮出一個景象。

1977年台灣發生過一場鄉土文學論戰，黨國文化隊伍圍剿與黨國文宣政策走不到一起的文學作家，一開始吹起這個號角的，便是彭歌、余光中分別在聯合報發表的方塊文章：「不談人性，何有文學？」，以及「狼來了」。

事隔七年，如出一轍，又是兩篇方塊文章：「赤色陷阱」、「肅奸防諜」，既血口噴人地認定美洲中時「掉進紅色的陷阱」，並極盡追殺能事地要求進行整肅，雖出自不知名姓的幫閒文人，但繼之以兩大報老闆在中央常會大力陳辭，莫非要開展另一次的文化大殺戮嗎？

1977年的目標是中國時報，這次的目標還是中國時報。當時是人間副刋，迫使人間大改組；這次明顯衝着美洲中時而來，指的是奧運新聞，誰知道是否會演變為對美洲中時甚至對台北中時總清算！這是余紀忠心中深沉的憂慮與浩歎。

事情是不是會發展到那一步不知道，但在這個已是極度困頓的時刻，余先生倒是展現了一個報人不屈不撓的心志。他確實表達了對信念的堅持，也確實表現了對美洲中時一切的承擔，對我、對同仁無一字之指責，反而顯露着有如慷慨悲歌、臨終託付一般的壯烈情懷。

西哲蘇格拉底受死前囑咐學生說：「今後你們要像以前一樣，按照你們所知最善的方式去生活。」余先生在信中交代他的兩個兒子與我：「堅强起來，有勇氣的踏上人生奮鬥的道路。」簡約而言，「堅持信念，勇敢前行」，就是他所認為「最善的方式」，也是他一生最有價值、最正確的選擇。

這封信也充分剖白了他自己，在後來的日子裡，每念及此，縱使聽到對他再多的批評，縱使對他有萬般的不能諒解，我終無法選擇與他決裂，並常懷着發自内心的愧疚。

他並沒有召我回台，但我給他寫了一份參考材料，足足有四千字之多，詳細敘述了奧運新聞的背景和處理實例。間隔了一個星期，9月19日，他向常會提了報告，述說了他的辦報心情，澄清了一些外界的誤傳，說明了奧運新聞的處理原則…。

這自然是一次有準備的報告，他或許希望蔣經國聽完之後，給他一些類似慰勉的話語，以解開心頭的鬱結。不過，他失望了，蔣經國儘管沒有隨着曹、王的音樂起舞，卻原則性地指示文宣部門今後對於「海外文化隊伍」要有所關切，甚至要有所整理。美洲中時什麼時候成了國民黨的「海外文化隊伍」？余紀忠的心情更加不平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