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清河／世新大學副校長
新冠疫情展開數位落差的序幕
5月19日全面提升疫情警戒標準至第三級防疫措施，一轉眼一個月就過去了。在這個短短一個月的時間，打亂許多生活的常規與秩序，眾人在生活習性與行為的明顯改變，應該就是「網路逐漸替代馬路以及線上快速替代線下」的生活情境。
雖然通訊科技的工具確實拉近了彼此之間的距離，但常態的溝通模式也隨之調整。為了配合防疫的需求，讓眾人開始習慣在手機或平板上對話，無時無刻都能上班上課，看似方便內心仍覺疏遠，遠距溝通的生活其實是更加忙碌。
基於居家學習與工作的個人化通訊需求，家中客廳的電視機逐漸被冷漠，有些家庭緊急採購的筆電與平板堆成小山；有些家庭卻是每天困於面對網路頻寬不夠與數位工具不足的窘境。
▲宣布三級警戒後，WFH成為許多人的日常。（示意圖／取自免費圖庫pakutaso）
社會中資訊素養能力的弱勢族群
過去許多場合都會聽到，21世紀是網路社會決定數位社會的時代，如今因為疫情加速實現此一人類視為烏托邦的情境。然而整體資訊素養的推動，由於居住環境、教育程度、年齡層級與家庭傳承等諸多客觀條件的限制，讓實體社會潛存著數位落差的現象更為明顯。
千禧年之後，各國為了滿足數位工具的普及與寬頻的匯流，積極透過通訊普及化、機會中心的政策路徑，針對偏遠地區、經濟不利以及文化不利的特定族群，乃至偏高年齡層推廣數位近用方案，期待盡快彌補弱勢族群不足之處。協助提升數位科技與數位工具的使用能力，讓民眾在生活脈絡、溝通情境或是學習路徑都能跟上社會的步調。
然而經由這次疫情的考驗，為了解決在宅工作與上線學習的需求，一些「不山不市的地區與不上不下的家庭」，反而成為推展遠距生活的最大受害者，無形之中印證了，數位落差的議題不僅會發生於偏鄉，其實「經濟落差或職業落差」仍有密切的關聯。
▲偏鄉小學因網路不通，無法進行線上教學。（示意圖／記者黃孟珍翻攝）
職業世代與空間世代的隱形落差
由前述的分析不難理解，1980年被提出的資訊窮人和資訊富人的觀念中，為何強調數位落差不僅是科技因素，事實上也包含社會人文因素；其緣由就是基於新科技的出現所帶來真正的問題，並非侷限於工具的成效，而是在於科技是否真能促進整體社會的參與。
觀察過去這一個月的時間，諸多中低收入或勞動人口的家長，由於平日對數位工具的需求不高，如今礙於操作複雜度以及缺乏對各類軟體的認識，面對小孩上線學習的歷程，自然就會因難以融入只能處於焦慮與漠視的狀態，無形之間讓數位落差與家庭職業的世襲產生了微妙的扣連。
更可印證，數位落差的產生背景並非是個人可以選擇要或不要，而是因為承擔不起科技所帶來的訊息使用權利與能力，都將衍生數位落差的緣由；面對此次疫情「停課不停學」的遠距學習模式，眾人為快速解決「網路普及資訊轉換」的窘境下，反而突顯家庭傳承數位資產的困擾，更明顯看到學校與家庭以及教師與家長角色的差異。
▲數位落差的產生背景並非是個人可以選擇要或不要。（示意圖／Aruba提供）
結論
從本文分析此次疫情發生後的現象不難理解，除了一些業務、研發設計、資通訊科技產業之外，實體校園或是企業體依舊是基於共同學習與工作所建構的恆常性場所。其實疫情當下，大家期待如何在線上學習或工作，只是過渡期的應變需求。
值得深思的是，過去這個月的防疫歷程，如嘗試對課堂教師的教學評量、學生在家學習以及同仁在宅工作的效益加以檢視，相信會是大家所不願面對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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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其實疫情當下，大家期待如何在線上學習或工作，只是過渡期的應變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