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張靜因店內監視器畫面而遭聲押。（圖／記者楊漢聲翻攝）
● 楊智傑／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所教授
台東地檢署檢察官以張靜律師開設的美容美髮店，裝有店內監視機，因為該店長與客人的糾紛，向保全公司調閱監視器畫面做為證據，而認為涉犯《刑法》妨害秘密罪（竊聽竊錄），以及《個人資料保護法》，對張靜律師事務所進行搜索扣押，甚至聲押張靜律師。
▲律師張靜事務所遭檢調搜索。（圖／記者楊漢聲翻攝）
刑法竊聽竊錄罪？
一般商家在店內裝置監視器，非常普遍，如果不是隱匿式的監視器，應不至於被認為屬於「竊聽竊錄」。到底該案中的監視器如何裝設，外界無從得知。但既然是委託保全公司裝設，且只有發生事情才向保全公司調閱監視器畫面，應不至於被認為屬於「竊聽竊錄」。
未經當事人同意錄音錄影？
至於所謂違反《個資法》，可能是指，私人（非公務機關）要蒐集處理個人資料，包含個人影像聲音等，要符合個資法第19條的8款事由。一般可能會要符合第5款的「經當事人同意」，但也可主張第2款的「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且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
本案中主張自己受害的消費者，認為錄影沒有得到其同意。但是，一般人去任何店家消費，都可能被店家的監視器拍下畫面，大多時候店家都沒有得到消費者的同意。
此時，店家比較可能援引的，是「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且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店家與消費者有契約關係應沒有問題，但並不表示店家可以隨意使用監視器畫面，且必須「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
在此個案中，如果美容美髮店的監視器並非隱藏式安裝，且有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並非任何人都可隨意調閱觀看，應可符合《個資法》規定。
▲若是有對監視器採取安全保護措施，應認為符合《個資法》的規定。（示意圖／取自免費圖庫Pexels）
檢察官偵辦單純的個資法案件？
如果真的有刑法上竊聽竊錄之問題，當然可由檢察官偵辦。但是，台東地檢署在新聞稿中一再強調，張律師涉嫌違反刑法妨礙秘密與《個資法》。之所以要同時強調違反《個資法》，很有可能，是其並沒有明顯違反妨礙秘密罪（竊聽竊錄）。
如果沒有明顯違反刑法竊聽竊錄罪，卻對「純粹違反《個資法》」案件，進行搜索、扣押，甚至聲押，是否有此必要？筆者藉此機會，說明台灣《個資法》立法模式的不當，並認為單純違反《個資法》案件，並不適合由檢察官負責執法。
台灣欠缺中央專責行政機關
各國的個人資料保護法規，都設有中央的獨立專責行政機關，例如歐盟的GDPR，甚至中國大陸的《個人信息保護法》。但台灣並無個資法的中央專責行政主管機關，法務部和國發會只是個資法的法律解釋機關。
台灣只有各分散式的主管機關（例如地方政府、教育部等）。分散式的主管機關雖然可以進行行政裁罰，但很被動。且最高裁罰為50萬以下罰鍰，相對於GDPR的全球營收的4％，來得太過輕微。
筆者認為，若能有中央專責的獨立行政監管機關，平時由獨立監管機關進行行政指導，遇有違法時由監管機關進行處罰，在執法效率即有效性上會更高，且能維持執法標準的一致性。若能提高行政罰鍰，也可以達到嚇阻作用。
現行分散式的中央、地方主管機關，由於並非專責機關，平常不會積極督導，都是被動處理案件；且現有行政罰鍰方面又太過輕微，導致效果不彰。
人民天天都在違反個資法 檢察官選擇執法？
相對於《個資法》在行政執法上的被動，與行政處罰的輕微；非常特別的是，台灣《個資法》卻設有刑事責任，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比刑法竊聽竊錄罪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還要重。因而，檢察官、法官反而成為台灣《個資法》的最有力執行者。
問題在於，台灣人民觸犯《個資法》的事情層出不窮，檢察官那麼忙，一般根本不會主動偵辦違反《個資法》案件。但是，在張靜律師個案中，台東地檢署檢察官竟然積極偵辦《個資法》案件，搜索律師事務所，甚至聲押律師。是否有此必要，值得檢討。
筆者藉此機會呼籲，《個資法》的執法，應該加重行政責任，並且設置專責行政機關，才能維持統一的執法標準。且建議刪除《個資法》之刑罰規定，讓業務繁忙的檢察官，不需偵辦單純違反個資的事件，避免出現選擇性執法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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