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詐欺洗錢案件頻繁，圖為警方查緝詐騙集團機房成員畫面。（圖／ETtoday資料照／替代照，非本文當事人）
● 羅開／義謙法律事務所律師
由於近期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在第三輪相互評鑑中，就我國洗錢防制法制面指出數項缺失及建議，因此，法務部遂於110年12月28日發布《洗錢防制法修法草案》（下稱《草案》），進行大幅修正，其中《草案》增訂第15條之1「人頭帳戶罪」極具爭議。
我們先來看看《草案》第15條之1的規定：無正當理由交付金融帳戶予他人，從事第二條所列之行為者（按即洗錢行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白話來說，就是你沒有正當理由的話不可以把自己的帳戶交給別人，如果你的帳戶因此被別人拿來從事洗錢行為，那麼你就會面臨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事實上，人頭帳戶案件的問題存在已久，因為人頭帳戶案件非常大量且類型化，又屬輕罪案件，使法院幾近例稿式處理此類案件，理由無非是「一般社會經驗」、「經政府機關、傳播媒體廣為宣傳周知」等，而認定被告主觀上有幫助詐欺的「不確定故意」（間接故意），而成立幫助詐欺罪。簡單來說，依法官的「一般社會經驗」，認為被告「可以預測到」把帳戶交給別人，別人會拿去作為犯罪之用。然而，這樣例稿式地濫用不確定故意概念的判決一直以來為人詬病，未實質認定個案情形，極有可能造成冤案發生。
法院認定交付人頭帳戶「不確定故意」標準不一
諷刺的是，人頭帳戶案件的不確定故意在不同案件類型，標準似乎並不一致：在詐欺案件中，一般民眾交付帳戶是採用前述的「寬鬆」證明標準，很容易因不確定故意而成立詐欺罪的幫助犯。然而，在證券交易法案件中，其中也不乏將自己帳戶交付他人，而被他人拿來進行內線交易、操縱股價等犯罪，但此時依法官的「一般社會經驗」卻多半認為不會成立證券交易法的幫助犯，難免被譏為「司法的階級歧視」，可知不確定故意真的很不確定。
回到《草案》第15條之1的規定，從其立法模式以觀，「從事第二條所列之行為者」之要件極有可能被解釋為「客觀處罰條件」，簡單來說，不論人頭帳戶提供者主觀上能不能「預測」帳戶會被用來洗錢，只要客觀上人頭帳戶被別人用來洗錢了，就可能成立本罪。但實際上就本條的解釋仍有另一個可能性，即回歸過往「不確定故意」的路線，然有鑑於不確定故意存在前述的諸多問題，應在「從事第二條所列之行為者」前加入「明知」之要件，以「直接故意」為限，方才不會有被曲解為「客觀處罰條件」之空間，而且不會再陷入「不確定故意」的解釋困境。
▲詐騙集團常以人頭帳戶牟取不法不財便逃之夭夭，帳戶主人卻要擔起刑事責任。（圖／記者沈繼昌翻攝／替代照，非本文當事人）
其次，《草案》第15條之1「無正當理由」要件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也就是需要透過解釋才能瞭解意思的法律，立法上，刑事法應謹慎使用不確定法律概念，否則即便守法的人民，都將無所適從。增列此要件目的應在於減輕無罪推定原則下檢察官的舉證責任，改由被告自行舉證有正當理由才交付帳戶，近乎要求被告舉證自己無過失之程度，不免令人質疑，如此倒置舉證責任的例外是否合理及必要？
人頭帳戶問題 不宜以刑罰處之
最後，問題在於法律上的「競合」。也就是因為「交付帳戶」一個行為可能同時觸犯多條法律，此時司法就必須判斷這些法條同時發生時怎麼處理。過往實務上最常出現人頭帳戶的便是詐欺集團的案件，依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是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然《草案》第15條之1的刑度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競合」後從一重處斷，便會適用7年以下的加重詐欺，《草案》第15條之1可能幾乎沒有適用的空間，而淪為疊床架屋的立法。
黃榮堅老師在《靈魂不歸法律管》一書中提到：「當法律規定和人性，或是和人的基本能力極限衝突的時候，法律的現實效益可能根本為零。」人頭帳戶的問題實不宜透過刑罰解決，將之「正犯化」也無助於事，況人頭帳戶案件的被告通常僅具備較低的社經地位能力，以刑罰之方式恐成效不彰。就此問題的解決對策仍應回歸強化金融監理，才是較為妥適、有效之方向，也較符合憲法比例原則，以及刑法最後手段性、謙抑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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